中國油企已經全速“出海”！這一次的契機是經濟危機。在國外很多企業盈利狀況難以維持、石油資產價格較低的時候，中國石油企業應時而動，加快了海外并購的步伐。有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中國在油氣資源領域的并購金額增加到820億元左右人民幣，比去年同期增長80%。

　　最近，中石化成功收購英國Addax公司境外股票，成為該公司位于伊拉克、加蓬和尼日利亞等國部分油田的新主人；中石油斥巨資購買澳大利亞液化天然氣；據悉，中海油也與中國石油擬聯合競購西班牙石油公司旗下阿根廷子公司YPF。一系列事實表明，2009年儼然成了中國石油企業的海外收購年。

　　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自1993年成為石油凈進口國之后，我國彌補石油缺口的主要途徑是依靠國際原油貿易。如今海外并購進入大眾的視野，一個具體而又現實的問題也隨之出現，即依靠貿易油或份額油滿足國內需求，哪一種途徑更經濟？要回答這個問題，筆者認為必須堅持用價值規律的理論和方法來分析。

　　價值規律的本質要求是等價交換，但其實現往往是通過商品價格與價值背離的形式進行的。因為商品的價值雖然相對穩定，但價格會受供求關系變化的影響而上下浮動。當某種商品供不應求時，價格便會高于價值，此時生產者獲利較多，該行業便會吸引更多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進入從而導致生產規模擴大。但是隨著該行業競爭程度的加強，行業利潤水平則會趨于下降；反之則反是。價值規律這種特殊的實現形式使其具備了調節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在全社會的再分配功能，并能夠在社會生產各部門之間建立創造平均利潤分配機制的經濟運行體系。

　　國內日益擴大的油氣供需缺口決定了我們不可能僅僅依靠貿易的手段來滿足油氣需求，石油公司 “走出去”參與國際分工是必要的。但是，通過海外油氣資產并購以及項目合作的方式獲取份額油僅是滿足國內油氣需求的一種方式，不能對其抱有過高的期望。因為，中國石油公司的海外經營行為不可能也不會違背價值規律。

　　筆者認為，價值規律的存在不會使我國油公司在海外油氣獲取成本方面占到太多便宜，至少和國際原油貿易價格相比是如此。在國際油氣市場運行中，包括油公司在內，有眾多的油氣需求主體，他們在獲取油氣資源時會面臨貿易油和份額油兩種選擇。選擇前者，他們支付的成本是國際油價；選擇后者，他們支付的成本包含了獲得被收購油氣資產的交易成本、項目運行的生產經營成本以及份額油的運輸成本等。

　　那么，在海外石油獲取中，究竟是選取“貿易油”還是“份額油”？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正視兩者制衡機制

　　從市場運行情況看，貿易油和份額油的成本之間存在相互影響和相互制衡的機制。假如石油貿易價格偏高，需求主體面臨貿易成本壓力，此時他們一定會在貿易油和份額油之間進行成本比較。若份額油獲取成本低于貿易油，他們自然會選擇通過油氣資產并購方式獲得份額油。但現實的問題是，目前國際油氣市場上有很多石油公司都是油氣行業的競爭者。

　　在這種情況下，少數公司通過低成本途徑獲得份額油不會成為長久的專利和壟斷，因為這會成為其他競爭者紛紛仿效和追隨的對象。一旦油氣資產成為石油公司熱捧和追逐的對象，油氣資產的價格自然也會水漲船高。當更多的原油需求方選擇通過資產并購獲取份額油以滿足自身需求時，原油貿易將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冷落”，價格自然會出現下滑。

　　因此，若將海外油氣資產并購置于價值規律框架之中去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在充滿競爭的全球油氣市場中，石油公司最終獲取份額油的成本和貿易油的成本基本相當，不會有太多的偏離。

　　從國際油氣項目的微觀運行機制看，情形也大致如此。資源國政府對外資公司的監控歷來是很嚴格的，尤其是外資公司的利潤空間。資源國政府與外資公司的油氣開采合同以及相關政策只能讓外資公司獲取一個比較合理的利潤，絕對不可能讓其獲得暴利。

　　換句話說，即使油公司以較低的價格購買到了油氣資產，也不可能在油價高漲時將買賣差價所帶來的利潤全部據為己有。這就類似經濟學上所講的“級差地租”。無論是第一形態的級差地租還是第二形態的級差地租，都會因為土地資源的有限性而被土地所有人無償占有。與此同理，一方面，競爭的存在會使投資油氣田和購買原油的成本接近；另一方面，即使沒有競爭，土地的獨占性也會剝奪外資公司獲得超額利潤的可能。這就是價值規律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剩余價值規律在為價值規律“護航”。

　　樹立大成本觀念

　　筆者認為，目前的輿論導向在對待國內油企海外并購的問題上有一些不理智。在國家石油公司大規模開展海外油氣資產并購的浪潮面前，很多人只看到陽光的一面，不愿去正視“陰影”。若按照目前的主流觀點和邏輯，似乎海外遍地都是黃金，天上能掉下餡餅。

　　果真如此的話，全球眾多缺油國家油氣供需矛盾豈不很輕松地就可以得以解決？很顯然，問題不會這么簡單！在國際油氣市場尋求目標，應以物美價廉為追求目標。若以高于價值的價格購買了國外的油氣資產，那我們就成了“挨宰”的對象，未免就有些得不償失。所以石油公司“走出去”一定要建立在成本觀念約束的基礎上。

　　對我國而言，在解決油氣資源供需矛盾的時候，一定要樹立多元化解決問題的思路，堅持成本的比較優勢論，絕不能忽視貿易這個主要渠道。盡管歷史上的高油價曾一度讓國內的石油公司經營遭遇“冰霜”，即使如此，也不能因為原油價格高漲就片面否定貿易補缺的方式，而把更多注意力轉移至國外的份額油。

　　近年來，國際油市的變化也讓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個現象，即份額油的成本不一定就比貿易油成本低。當國際油價一路高漲的時候，獲得海外油氣資產的成本往往也是水漲船高；當國際油價下跌時，海外油氣并購市場也會出現低迷。

　　上世紀90年代我國石油工業實施“走出去”戰略以來，我國石油公司歷年獲得的海外份額油主要是通過就地銷售的途徑進行經營和處理，而不是把份額油直接運回國內。這是因為高昂的原油運輸成本使份額油運輸到國內后變得很不經濟。在這種情況下，石油公司往往是把份額油銷售所得在變化地點的條件下重新用于購買國際市場的原油。從某種程度而言，石油公司海外油氣資產并購是一般意義上的投資行為，這也恰恰是價值規律的作用所在。

　　那么，按照上述觀點來評判國家石油公司海外并購，是否一定意味著海外并購并無多大意義，甚至是白忙活一場？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中國石油企業海外資產并購有其積極的經濟影響和社會意義，這是毋庸置疑的。石油公司通過“走出去”經營海外油氣項目確實能增強掌控油氣資源的主動性，有助于培養國家石油公司的國際競爭力和我國在國際油市的話語權。

　　從價值規律運行的角度看，中國通過自身的努力有可能爭取到對自己有利的交易條件，也有可能對國際油價走勢產生重要影響，但不可能改變這樣一個客觀事實，即在價值規律的平衡和調節機制下，貿易油和份額油的成本是基本相當的。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這是對價值規律最通俗的解釋。換個角度講，即使我國油公司能夠以低于國際貿易原油價格的價格成本獲得或保持海外油氣資產，那也極有可能是建立在政府為項目以外的社會經濟成本買單的基礎上的。國際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如果沒有龐大的軍費開支和經濟實力做后盾，作為世界經濟強國的美國不可能以低于國際油價的價格獲得國際市場的原油。對我國而言又何嘗不是如此？我們現在的政治外交也同樣是需要支付成本的。

　　我國同非洲、中東等國積極的政治外交很大程度上是為石油資源的獲取服務的，但政治外交的突破通常建立在經濟利益交換的基礎之上，政治外交的背后往往就是金錢外交。若將政治外交的成本考慮在內，對海外油氣項目進行更深層次的社會經濟評價，那么國內石油公司海外資產并購的價值和意義恐怕就需要重新估算了。

　　做活國內油氣文章

　　如前所述，價值規律發揮作用的基本形式是價格背離價值并由此產生生產要素流動的調節機制。作為市場參與的主體，石油公司在確定是否介入海外資產并購時，一定要樹立大成本觀念，不能就項目論項目，要充分參考項目運行的社會經濟成本。在此基礎上，還需要處理好國內項目與海外項目的關系，科學地進行成本和項目盈利能力比較，為國內外油氣投資決策切實做好調研、判斷和比較，使投資決策科學化。

　　按照市場規律辦事，不要人為地去劃定國內外的投資比例。從更深層次上理解和踐行價值規律，首先要求我們把國內的問題處理好。只有國內的油氣文章做活了，才能做到可進可退，能夠在國際油氣市場游刃有余。與此同時，我國海外資產并購自然也就有了話語權。

　　從辯證的角度講，對國外關注多了，對國內的關注便會相對少一些，這一點也值得我們警惕。當前，國內極力主張石油公司加大海外油氣項目開拓的人不在少數。他們堅持該觀點的主要理由是，一旦發生石油供應中斷，擁有份額油就擁有了主動權。這種觀點看似有道理，實則經不起推敲。主動權是一個有條件的概念，它若建立在高成本的基礎上，那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主動了。

　　什么情況下會發生石油供應的中斷呢？無非有兩種情形：一是和平時期所有貿易伙伴同時對我國切斷原油供應，這個事件發生的概率會很小，有些杞人憂天；二是發生足以影響世界原油供應的大事件，比如戰爭。一旦后者發生，不要說貿易中斷，恐怕份額油的生產和運輸也會因受到風險“株連”而無法得到保障。

　　因此，我們在面對貿易油還是份額油、國內生產還是海外并購等諸如此類問題的抉擇時，不可先入為主，一定要堅持價值規律導向，堅持市場選擇，冷靜客觀地制定和選擇投資策略。

　　作者單位：中國石化石油勘探開發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