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

　　日前，國務院常務會議“點名”國內風電和太陽能光伏發電領域，指出存在過剩風險。對于新能源政策的關注隨即再次升溫。

　　新能源、特別是光伏發電暫時因為成本高昂，缺乏競爭力而高度依賴政策支持。上海今年確立的九大高新技術產業化重點領域中，新能源位居首位。許多企業都表示出對“扶一把政策”的期望，但具體“怎么扶”，如何切中要害、遵循規律，既有力，又有效，其中需要“大智慧”。

　　要全面看待“中國太陽能產能過剩”的判斷，也許可以從一個屋頂開始。

　　原本它只是茫茫上海萬戶千家的一個普通屋頂，但因為安裝了22塊太陽能電池板，便帶上了“后現代”的味道，而且日均發電近9度，帶著3個冰箱、8個電視、1部中央空調跑得歡。

　　主人——上海電力學院太陽能研究所所長趙春江教授告訴記者，到9月15日，他家的屋頂“運行了1005天，發電8867度”。

　　但這個“后現代”屋頂，卻遭遇了“黑色幽默”。

　　過剩論之辯

　　理想狀態下，趙春江可以將2/3的電上傳電網，補貼他投資“屋頂”的十多萬元。但太陽能發電不僅沒讓他省錢，甚至他必須自掏腰包買自家的電——因為這些電同樣流過電表，與市電同樣被計費，而且發電越多，錢也付得越多。兩年多來，原本計劃中的數千元凈收入，倒是成了凈支出。

　　而尷尬的還不僅是“趙家屋頂”的電費問題。上海幾年前曾經制定過一個“十萬家庭太陽能屋頂”計劃，但至今只落實了惟一一個。而且“趙家屋頂”的出現，主要還是因為主人打心底里認同太陽能的環保價值，自己投資，虧本運行。

　　趙春江的朋友，從事光伏發電核心配件逆變器開發的上海航銳電源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蔣海江告訴記者，中國95%以上的光伏產品出口，因為金融危機和政策調整，國外市場大幅萎縮，這才凸顯出過剩風險。放眼中國，如果能充分挖掘內需，光伏產業不應存在過剩的問題。在上海，“十萬屋頂計劃”也點出了本地光伏應用的巨大潛力，只是市場暫時還未啟動。

　　全國工商業協會新能源商會副秘書長史利民也表示，是否過剩要一分為二地看，德國的太陽能發電占總發電量的比例現在已經達到14%，而中國只有0.04%。

　　那么，在“過剩”和“未啟動”之間，需要怎樣的政策聯接？

　　救急不救窮？

　　通過一張K線圖，你能迅速了解過去一年中國光伏產業的狀況及政策效應。

　　這幾乎就是一次蹦極體驗——整整一年前，幾乎與金融危機爆發同步，在美上市的光伏龍頭無錫尚德股價持續下跌，到3月，市值折損近九成。隨后，3月和7月，多部委先后出臺扶持政策，尚德應聲而漲，最高較3月的低點上漲約300%。

　　除尚德，其他在美上市的中國光伏企業差不多都經歷了類似的起死回生，但上海交大太陽能研究所所長崔容強并沒有對政策前景抱太多樂觀。他說，政策的確喚回了華爾街的信心，但未從根本上解決產業瓶頸。

　　有關部委3月推出的“太陽能屋頂計劃”主要是為光伏建筑一體化項目提供20元/瓦的財政支持，但缺乏細則，且未明確補貼總盤子。到5月底，申報的項目達2000兆瓦，其中90%不可能落地。

　　7月推出的“金太陽示范工程”政策，針對的是光伏并網發電項目，補貼達總投資的50%-70%，但申報期只有40天，倉促間很難準備一個高質量的設計方案。而且，政策要求申報前須先得到電網企業的同意，但在電網普遍對光伏心存芥蒂的背景下，政策可能陷入“死循環”。

　　看得出，兩項政策，政府托底“救市”態度急切，但考慮欠周。

　　教育部直屬光伏研究所合肥工業大學能源研究所所長蘇建徽告訴記者，今年兩項政策力度超乎尋常，特別是前一項，補貼幾乎覆蓋了全部投資成本，使企業產生強烈的圈地沖動。但由于扶持措施聚焦于建設端，對實際運行缺乏監督，因此可能導致“建而不用”的后果。

　　清華大學自動化系教授楊耕，近年一直參與新能源研究。他告訴記者，在風電領域“擺設工程”已經出現，這也是政策過猛導致的另類過剩。

　　魚與水之難

　　“國內的扶持集中在生產階段，而對應用關注不足。”復旦大學能源經濟與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說。

　　“企業是魚，市場是水。給魚喂一大堆營養品，如果沒水，還是活不了。”上海航銳總經理蔣海江說，光伏企業渴望扶持，但扶持并不等于政府出錢資助企業和項目，應著眼于引導應用、扶持市場。

　　現階段，最好的市場在哪？在屋頂。與在西部建設大型光伏電廠相比，屋頂系統簡單成熟，無需長距離輸配電；只要電網能接受，在光伏產業的起步階段最適合發展。

　　在此不妨參考一下他國的扶持措施。

　　在德國和日本這兩個太陽能應用的領先國家，屋頂發電已成為絕對的主流應用。無論是德國還是日本，政府扶持的著力點都是市場：即向屋頂發電的家庭提供資助，并設立各種經濟杠桿，使得屋頂發電越多，家庭獲益越多。由此，政府既培育了市場，也促進了光伏設施的高效運轉。

　　對于自家屋頂的尷尬，趙春江已不愿多提，因為提了太多次。“十萬屋頂”計劃，卡就卡在一直無法形成讓各方都接受的機制：要補貼用戶，必須給光伏電定一個合理的電價，但國家對此遲遲沒有定論；要形成普適、可持續的補貼政策，資金哪里來？提高電價，還是向高排放高利潤的企業征稅？無論哪種方案，難度都很大。

　　即使是等到了3月的“救市政策”，“趙家屋頂”依然難享政策陽光。仔細看條文：補貼項目的裝機容量下限是50千瓦——這需要400多平方米的屋頂，普通百姓誰能達到？

　　“設下限而非上限的做法，在市場起步階段缺乏合理性。”蔣海江說。

　　指揮棒的舞法

　　蘇建徽告訴記者，國內各級政府關注新能源產業，關鍵還是為了GDP，環保和減排并非主要因素。過分強調GDP，光伏市場的政策效應容易出現偏差。

　　雖然企業期待引導市場的政策，但據記者了解，上海部分區縣仍以優厚的土地和財政政策爭取新能源產業落戶。這不難理解：由于新能源的特殊性，市場引導資金需求量很大，如果本地缺少強大的光伏產業基礎，花巨資可能是為他人作嫁衣。由此，國內對光伏應用支持力度最大的地區就是產業最集聚的地區。

　　“應對這種局面，中央也許可以參照節能減排工作，將新能源應用納入政府官員的考核指標。”蘇建徽說。

　　要激發地方政府啟動市場的熱情，除了硬性的“逼”，是否還有更溫和的辦法？

　　蔣海江表示，在日本和澳大利亞，除了補貼上網電價，政府也開始向屋頂發電家庭支付“綠電費”。澳大利亞的算法很簡潔：1千瓦裝置，每年折算減排二氧化碳1噸，這些減排額售價45澳元。隨后，政府將購自千家萬戶的碳減排指標出售給國內排放大戶，或到國際市場交易。

　　可以說，如果減排指標能真正值錢，光伏應用的價值就會“顯影”。當然，其中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政府應對企業設立碳減排目標，并建立碳交易市場和規則。

　　專家表示，即使加上補貼，高成本仍使新能源企業在競爭中處于劣勢，而且光伏產業常伴隨環保壓力，上海對此也比較敏感。因此，上海的新能源產業除了要盡顯技術優勢，堅持高端路線，不妨多關注一些與應用和交易相關的市場機會，光伏產業也可以是“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