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溉水：從2.4億畝到8.77億畝的飛躍

 

新中國成立以前的100年，國勢極度衰落，水旱災害頻發，江河治理落后，民不聊生。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的農田灌溉面積只有標準很低的2.4億畝。偌大的國土上只有22座大中型水庫和一些塘壩、小型水庫。自隋煬帝開挖運河開始的南糧北運局面仍在艱難維持。

 

1949年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表了《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白皮書，提出“每一個中國政府必須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

 

糧食安全是天大的事。然而，老天爺并沒有給新中國太多的休養生息、重整經濟的機會，接二連三的洪澇災害無疑給原本脆弱的糧食供給“雪上加霜”。但洪澇災害沒有澆滅中華兒女高漲的治山治水熱情。1950年6月，毛主席發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偉大號召。中央政府在著手防洪的同時，有計劃地進行淮河治本工程建設，進行包括灌溉在內的各項水利建設。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灌區是命脈中的命脈。1952年9月，新中國第一個大型電力灌溉工程——珥陵灌區正式開工建設。珥陵灌區的建成，標志著大面積電力灌溉的開始。

 

從此，新中國灌區建設翻開了嶄新一頁，進入高速建設時期。都江堰擴建，河套灌區續建配套，人民勝利渠、淠史杭灌區建設，內蒙古引黃灌區總干渠、紅旗渠、甘肅景泰川電力提灌一期、寧夏固海揚水、鹽環定揚黃等工程陸續開工建設。大規模的灌區建設，讓中國的糧食供給出現了轉機。到上世紀70年代，我國南糧北運局面發生了根本變化。

 

由于大量水利工程的興修，低水爬上高山，咸水變成甘泉，很多鹽堿地、易旱易澇地成為旱澇保收、高產穩產的良田，中國的糧食供應躍上了新的臺階。

 

1994年，美國學者萊斯特·布朗寫了一篇文章《誰來養活中國》。中國能否保證糧食供給安全，成為熱點話題。確保糧食安全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國家投入巨資，水利部門開展了更大規模的灌區建設和改造。自1996年開始，我國先后對393處大型灌區進行續建配套和節水改造，年新增糧食生產能力92億公斤，增加節水能力105億立方米，灌溉水利用系數由改革開放初期的0.35提高到0.475。

 

與此同時，灌區灌溉方式、管理模式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大水漫灌、土渠灌溉等粗放的灌溉模式得到有效遏止，新型、高效的節水灌溉技術、渠道硬化防滲技術得到廣泛推廣。“農民用水戶協會”應運而生，“參與式管理”讓灌區水工程走上了良性發展軌道。供水設施越來越多，水資源利用效率越來越高。灌區成為支撐我國糧食安全的主要支柱。

 

有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已經建成設計灌溉面積超過30萬畝的大型灌區447個，1萬～30萬畝的中型灌區5967個。現有塘壩、小型泵站、機井、水池、水窖等獨立運行的小型農田水利工程2000多萬處，大中型灌區末級渠道、小型灌區固定渠道近300萬公里，固定灌溉管道約180萬公里，相應的配套建筑物近700萬座，難以計數的田間工程幾乎覆蓋了所有的農田灌溉面積。

 

新中國成立60年來，全國農田有效灌溉面積從2.4億畝擴大到8.77億畝，占世界總數的1/5，居世界首位。我國以占全國耕地48％的灌溉面積，生產了占全國總產量75%的糧食和90％的棉花、蔬菜等經濟作物。灌區成為我國糧食安全保障的重要基地。

 

目前，我國實現了糧食等農產品供給由長期短缺到總量基本平衡、豐年有余的歷史性轉變。我們用占全球約6％的淡水資源、9％的耕地，解決了占世界21%人口的糧食問題，特別是2004年以來，中國糧食連續6年增產，這是對世界糧食安全的一個重大貢獻。

 

飲用水：從“飲水解困”到“飲水安全”的提升

 

農村人口眾多且分布廣闊是我國的一個重要國情。農村飲水安全成為廣大農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問題，也是農民生活狀況改善的重要標志。

 

黨和政府高度重視農村飲水工作, 積極采取措施幫助群眾解決飲水問題。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就逐步開展了以灌溉排水為重點的農村水利基本建設,結合蓄、引、提等灌溉工程建設,讓一些地區的農民告別了“無水喝”的歷史。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解決農村飲水問題正式列入政府工作議事日程，國家采取以工代賑方式和在小型農田水利補助經費中安排專項資金等措施解決農村飲水困難問題。

 

1980年，水利部在山西召開全國農村人畜飲水工作會議，提出了五年奮斗目標。1984年國務院轉發了《全國農村人畜飲水暫行規定》。農村飲水解困正式列入國家規劃，標志著農村飲水工作進入新的發展時期。

 

1994年，國務院印發《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把基本解決農村飲水困難作為奮斗目標之一。各級水利部門加大了農村飲水解困工作力度，到1999年年底，解決了占任務數70％以上人口的飲水困難。

 

進入新世紀，飲水安全成為世界普遍關注的主題。為實現聯合國千年宣言提出的目標，我國政府鄭重承諾，到“十五”末，基本解決我國農村現存的飲水困難問題，保證群眾基本的生活用水要求。2004年年底，全國農村飲水困難問題提前得到基本解決。據統計，“十五”期間，全國共有6700萬群眾告別了吃水難，飲水解困計劃任務超額完成。

 

2005年年初，胡錦濤總書記明確指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水利工作要把切實保護好飲用水源，讓群眾喝上放心水作為首要任務”。中央明確提出，把飲水安全工作作為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按照中央要求，水利部及時部署，提出將農村飲水工作重點由飲水解困轉向飲水安全，并將其作為水利工作的首要任務。

 

2006年，國務院批準《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建設“十一五”規劃》，要求“十一五”期間解決1.6億農村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到2015年全部解決全國3.2億農村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明確要求此項工作進一步“提速”，力爭在2013年解決農村飲水安全問題。

 

這是一項在更大范圍內、更高層次上解決農民飲用水問題的民生水利工程，是農村水利工作思路的又一次重大調整，是以人為本理念在農村水利工作中的具體體現。各級水利部門責無旁貸，迅速行動起來，農村飲水安全工作快速推進。在解決飲水困難與飲水安全的過程中，水利人總結以往工作中“重建輕管”、不能持久發揮效益等教訓，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即政府高度重視，科學制定規劃，多方籌措資金，因地制宜建設，利益相關者參與。正是這一思路，使得農村供水工程實現了“用得起，管得好，長受益”。

 

飲水解困和農村飲水安全工程的實施，不僅讓農民喝上了放心水，也明顯提高了農民健康水平。初步調查顯示，項目區內受益農民的腸道傳染病等疾病發病率降低了47%，農民投入取水的勞動量明顯減少，農戶生活用水量增加，生活質量大大改善。抽樣調查顯示，農民對飲水安全工程的滿意度達96％，許多農民稱之為“德政工程”“民心工程”。

 

飲水安全工程的實施，不僅讓老百姓得到了實惠，也增強了黨和政府的凝聚力和號召力，提高了農村抗旱減災能力，推進了和諧社會的構建。

 

據統計，我國累計解決了2.72億農村人口的飲水困難，到2004年底基本結束了我國農村嚴重缺乏飲用水的歷史。近年，國家加大了投入，解決了1.65億農村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到2013年，將全部解決農村飲水安全問題。

 

工業水：從“以需定供”到“以供定需”的嬗變

 

我國人均水資源總量不足，水資源時空分布與生產力布局嚴重不均，因此我國許多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受制于水資源的供給能力。

 

新中國成立后，水源地建設成為改變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優化配置水資源，為城市、農村飲水提供穩定保障的重要手段。1951年10月，作為北京主要供水水源地之一的官廳水庫動工，成為新中國成立后建設的第一座大型水庫。此后，大中小型各類水庫相繼開工建設，8萬多座大小水庫遍布祖國大地，為城市、農村以及我國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寶貴水資源。

 

新中國初期，工業建設剛剛起步，其生產規模、生產水平、產業布局等大多都處于初級水平，水資源的供給與保障基本上根據工業發展需求來確定。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發展突飛猛進，城市化建設速度明顯加快，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對水資源量和質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原本就缺水的地區水資源供需矛盾更加突出。在我國600多個現有城市中，嚴重缺水的城市達400多個，缺水特別嚴重的城市有110多個，水資源短缺已經成為這些城市和地區經濟發展的主要“瓶頸”。

 

水資源的短缺，使人們逐漸認識到：水資源不僅是農業的命脈，而且是工業的命脈，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命脈。

 

面對新形勢，各級水利部門加強城市水源地保護與建設，確保城市人口供水安全。即便如此，更大范圍內的區域、流域水資源短缺問題仍得不到有效解決。

 

為解決這一難題，遵循“先節水后調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環保后用水”的原則，水利部門科學規劃、合理布局、適量調度，建設了一些跨流域調水工程，確保更大范圍水資源優化配置。

 

1963年12月，我國政府決定撥專款3584萬元興建東江—深圳供水工程。1965年3月通水后，又三次擴建，以不斷滿足香港地區的用水需求。目前，對港年供水量7億多立方米，占香港總淡水用量的七成以上。

 

1972年11月11日，為了解決天津的水源危機，國務院決定從河南人民勝利渠引黃河水接濟天津。此后，引黃濟津成為解決天津用水危機的一個重要途徑。

 

1983年9月11日，引灤（灤河）入津（天津）工程正式通水。

 

1988年5月16日，對珠海、澳門供水第一期工程試通水成功，日供水量達9萬立方米。

 

2002年12月27日， 世界最大的水資源配置工程——南水北調工程正式開工建設。工程建成后將形成“四橫三縱”的水網，京津及華北地區水資源短缺危機將得以緩解。

 

調水使水資源在更大時空范圍實現了優化配置，其經濟、社會、生態效益不言而喻。但是，水資源依然是稀缺資源，我國水資源緊缺的狀況難以根本改變，由供水管理向需水管理轉變成為一種必然。面對我國水資源的供需矛盾，我國開始推行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水資源承載能力成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經濟指標。

 

由于水資源承載力所限，許多地方高耗水、高污染的工業項目被“叫停”；許多企業依靠自身節水技術改造，循環水、再生水的利用越來越廣泛，實現了在規模擴張的同時用水零增長或低增長；一些經濟性指標好的項目，把生產所需水資源來源投向農業節水，通過水權轉換，實現了農業節水支援工業，工業發展“反哺”農業的可喜局面。一些城市乃至省份，把水資源節約與保護作為構建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重要一環，實現了在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同時用水零增長甚至是負增長。

 

據統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以年平均1%的用水低增長，支撐了年平均9%以上的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以世界平均60%的人均綜合用水量，創造了高于世界平均3倍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

 

生態水：從“被擠占”到“先留足”的跨越

 

人類自古傍水而居，中華文明就是發祥于黃河流域。

 

新中國成立以后，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水資源供給出現了快速的增長。人們在不知不覺中形成了一個水資源用途的排序：生活—生產—生態。有的人甚至提出，要開發利用好河流里的每一滴水。可是，有限的水資源往往在滿足生活、生產用水之后，要么無水留給生態，要么是污水留給生態。

 

人類對水資源的掠奪式開發導致了一系列問題的出現，部分地方甚至出現了生態災難的前兆。許多流域源頭沙化，來水量急劇減少，造成河流干涸斷流；廣闊草原荒漠化日趨嚴重；作為“地球之腎”的濕地無水源保障，面積在逐步減小；嚴重的水污染事件，導致一些城市乃至周邊地區都出現供水危機；極端氣候導致洪澇災害、旱災頻繁出現……

 

1999年以來，水利部門圍繞水資源可持續利用進行了思想解放大討論。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單純依靠修建水利工程根本無法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對水資源提出的增量供給需求，而且還走進了“死胡同”。缺水地區出現了“有河皆干”，豐水地區出現了“有河皆污”，生態問題日益顯現。必須樹立“大”的水資源觀，從工程水利向資源水利轉變，謀求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謀求更高層次的人水和諧。

 

思路決定出路。進入新世紀以來，按照中央新時期水利工作方針，可持續發展治水思路得到了廣泛認可和積極踐行。水利人在摸清我國水資源“家底”的同時，進行了科學規劃。在河流水資源的開發利用規劃中，充分考慮生態用水需求，在水量分配調度時，提前預留生態用水，維護健康的河流生態系統。此外，為改善局部生態環境，水利部門舉行了積極有益的嘗試：

 

自2000年4月30日開始，九次向塔里木河下游輸水，挽救塔里木河下游已嚴重衰敗的“綠色走廊”，從此塔里木河尾閭重現碧波萬頃景色，譜寫了一曲“綠色頌歌”。

 

2001年7月，國家正式啟動扎龍濕地應急補水計劃，此后，又三次實施補水，丹頂鶴的故鄉綠意盎然。

 

2002年1月以來，引江濟太工程持續實施，有效緩解了太湖地區水污染問題。

 

2003年12月28日，我國又一項生態補水工程——引岳濟淀生態應急補水工程在河北邯鄲開工，挽救即將干涸的“華北明珠”。

 

2005年1月以來，連續五次實施珠江枯季水量統一調度，保障珠江三角洲地區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黃河自1999年實施全流域水量統一調度以來，已連續10年不斷流，中華民族的母親河繼續滋養著五千年的文明。

 

城鄉供水：伴隨經濟社會發展的永恒話題

 

水，生命之源。

 

60年來，大規模的水利建設使我國供水能力得到極大提高，水利工程年供水能力達到6591億立方米，基本滿足了城鄉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用水需求，有效應對了多次嚴重干旱，最大程度地減輕了旱災損失。

 

與此同時，按照中央要求，水利部門加強水資源管理，切實把節水作為一項革命性措施來抓。節水型社會建設由點向面鋪開，逐步建立起了政府調控、市場引導、公眾參與的節水型社會管理體制，推動流域和區域水資源的一體化管理。節水，成為社會的一種時尚與道德體現。

 

然而，我國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給水資源安全供給提出了越來越多的挑戰，如何以有限的水資源支撐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是一個必須破解的命題。

 

欣慰的是，我國城鄉供水方式由分散供水向集中供水轉變，由城鄉分割向城鄉一體化供水轉變；灌溉方式由粗放型灌溉農業、旱地雨養農業向建設節水高效的現代灌溉農業和現代旱地農業轉變；水資源配置由單一調度向聯合調度轉變，由單一注重水量調度向注重水量、水質轉變；水資源配置效果由單純注重生產生活用水向統籌生活、生產、生態用水，提高水資源使用效率轉變；水資源配置模式由過去的供水管理向需水管理轉變。在注重水資源科學配置、高效利用的同時，更加注重節約保護……

 

欣慰的是，我們對水的態度和處置方式發生根本變化，人水和諧向更高層次邁進。

 

變化彰顯進步，變化昭示希望。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自然河流、輸水渠道、管網，形成一個龐大的“中華水網”。而“中華水網”的覆蓋面、控制力、快捷度、安全性恰恰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華文明的延續、古老中國的崛起，體現了一個國家社會的進步與文明程度的提高。

 

正是由于有了日漸龐大的“中華水網”，神州大地才得以朝氣蓬勃，生機盎然。正是由于交織的“血脈”，將新鮮“血液”輸送到了四面八方，中華民族才得以新陳代謝，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