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500億浙江資金在山西整頓小煤礦運動中的處境，外表儒雅的退休官員金松難言輕松。

這位山西省浙江企業聯合會秘書長向本報記者表示，浙江投資者大多背負著“金字塔”式的融資模式，一旦其煤礦“被國有化”，將可能面臨一系列后續問題。

為此，山西省浙江企業聯合會近日向有關部門上書《關于在兼并重組活動中切實維護浙商煤礦企業合法權益的緊急報告》，呼吁上級政府出面協調山西省對民營煤礦資本“一刀切”的做法，保護民間資本的投資信心。

同時，浙江律師協會副會長何延法等6名律師公開表示，在山西煤礦“國有化”運動中，如果浙江投資者有需要，他們愿組成法律團前往山西給予法律支持。

前后歷經兩波整頓

山西整頓小煤礦，浙企受傷，已不是第一次。

2000年前后，溫商攜帶巨資涌入山西，大舉租賃承包及參股收購中小煤礦。這是浙商較大規模到省外投資礦業的第一波。據不完全統計，到2005年浙商擁有山西省中小煤礦采礦權中煤炭儲量的65-75%。但2005年8月，國務院出臺《關于全面整頓和規范礦產資源開發秩序的通知》，山西省取締了關閉非法違法煤礦1304處，停產整頓了1510個礦井。

金松透露，2005年底浙江省出動分管副省長與山西省政府協調，但實際挽回經濟損失很有限。

其后，隨著礦業集中整治告一段落，浙江資本掀起了第二波炒礦熱潮。浙江省國土資源廳副廳長潘圣明稱，截至去年底已有1000余家浙資企業投資礦產開發，投資總額在5000億元之上。

然而2006年以來山西礦難事故頻發，國務院相繼更換了兩任山西省長。去年9月，前國家安監總局局長王君調赴山西省代省長。

今年初，《山西省煤炭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出臺，其核心內容之一就是全力推進山西煤炭產業整合：到2011年，山西全省煤炭礦井總數由2598座減少到1000座，到2015年減到800座，保留礦井要全部實現以綜采為主的機械化開采，煤礦職工要全部培訓到位。

“當時我就勸說大家趕緊收手，可是根本沒人聽。”金松嘆息道。

浙商煤礦隱形產權之殤

9月21日，山西寧武的溫州煤礦投資商李松權與汾西礦業集團簽訂《進駐被兼并煤礦協議》, 這意味著，李松權將徹底離開曾經擁有的小煤礦。

李松權的“靖鑫煤礦”位于寧武縣圪嵺鄉，這個總投資上億元的礦井共有7位股東，而7名股東背后卻有203位親戚朋友的投資。

“沒有賠償條款，沒有具體補償金額。”面對本報記者，李松權說。早年間，他在山西等地經營煤礦電器設備生意，由此窺見了礦井下的誘惑。

他算了一筆賬，山西當地每噸原煤繳納的稅費約為200元，其中稅收80元、礦山資源費120元。而在開采成本上，大型國企約需380元以上，民營煤礦為80元。兩相比較，溫州投資者都明白一旦將自己煤礦作價入股大型國企，其后果將會如何。

李松權說，在他做電器生意的時候，賣給國有企業的電器成本價在10元左右，至少要賣到100元以上才有錢賺，“因為中間的隱性費用比較大，這樣無形中增加了國有企業運行的成本”。

金松亦坦陳，“部分浙商的確有不規范操作”。比如與村鎮合作“集體掛名、個人經營”開礦的，較大一部分既不是股權，又不是債權，一旦煤礦被兼并或重組，其權益很難得到保障。

金松說，中央電視臺記者來采訪山西煤礦兼并重組之事，他們想邀請一些浙江煤老板來訴訴苦，但沒有一個愿意來。

更有人戲謔稱，表面上那些煤老板是通過兩三千萬或者3億5億拍來的煤礦，實際上其隱性費用遠遠超過這個數，難怪他們不肯賣了。

然而頗詭異的是，據山西省浙江企業聯合會不完全統計，目前95%的浙籍投資者均“自愿”與當地政府簽訂兼并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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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引導煤資進入基礎設施領域

這次煤炭國有化運動，攪動起了各方敏感的神經。

以山西北部小縣寧武為例，當地63座小煤礦，就有22座是溫州人投資的，總投資額超過20億。同時，還帶來了許多溫州人到當地開起了飯店酒樓等。但隨著小煤礦的關閉，溫州人正在逃離這個人口10多萬的老城。

并非所有浙資都選擇離開。金松透露，山西省浙江企業聯合會的核心企業現已投資100億元興建一處占地800多畝的物流園區，將建立遍布全省的物流網絡和商業零售網絡，打造山西現代物流龍頭企業。

他表示，為了緩解山西整體經濟下滑和對小煤礦大面積關停之間的矛盾，使已經在山西的資本不出現大規模外撤，山西省政府加大了開放投資項目的力度。

據山西省發改委網站最新通報顯示，2009年-2010年政府重點調控的6500億元投資項目要向民間開放。山西省政府稱，要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從煤焦領域向基礎設施領域和城市公交、燃氣等市政公用設施領域。并明確提出，民間資本投資將得到土地供應、財政扶持、稅費優惠等九方面的政策鼓勵。

而對于遍布全國的300萬浙商和數千億浙資，浙江政府同樣寄予厚望。

浙江省政府咨詢委員會委員姚先國透露，去年浙江省政府專門成立“引進內資工作領導辦公室”，負責統籌引進內資工作，其中就包括吸引浙商回歸的相關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