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政府行政定價，補貼就如影相隨，如果政府不能改革能源價格，那就必須改革能源補貼。可以說，政府能源行政定價就意味著補貼。隨著能源消費的增加和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能源價格改革成為中國政府改革的難題。在無法盡快進行能源價格市場化改革的前提下，能源補貼成為能源價格改革的重點。

電力是居民正常生活的保障，是現代化生活的基礎，與居民生活聯系最緊密，因此也是居民最敏感的問題。

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經濟研究中心最近對中國居民電力補貼進行研究，得到如下幾點主要結論：其一，對居民電力消費交叉補貼現象嚴重，規模巨大。2007年對居民用電的交叉補貼高達2097.6億元。雖然按人數算，農村居民多于城鎮居民，但對城鎮居民的用電補貼遠大于對農村居民的補貼。其二，目前對居民不加區分的電力補貼機制既無效率又失公平，大部分電力補貼最后落到不需要補貼的高收入人群中。占總人數22%的低收入組的用電量只占總用電量的10.7%，而人口比例為9%的高收入組卻消費了19.7%。與用電量相對應的，在補貼總量中，真正需要補貼的低收入人群只得到了10.1%，而高收入人群卻得到了18.6%。其三，如果完全取消對居民的用電補貼，越是低收入人群，受電價上漲的負影響越大；其中低收入組的福利損失最大，而高收入組的損失卻最小。其四，改革目前的電價機制，按照居民用電量有針對性地補貼，不僅可以提高居民電力補貼的效率，還能降低補貼支出。新機制下的補貼支出將比目前的補貼機制減少1107.6億元。如果將這部分減少的補貼支出用于有目標的財政支出，將拉動居民消費，特別是低收入居民的消費。

經濟轉型國家的政府在制定能源政策時，通常會較多考慮到諸如居民支付能力和社會穩定等因素，所以，現階段居民電力補貼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它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居民的支出負擔，既保證了居民基本生活用電，也擴大了用電范圍。

但是，目前的電價補貼機制是對于所有的居民實行統一電價，即每消費一單位的電，就會獲得相同的補貼。由于電力補貼是通過低于電力供應成本的售電實現，而電網是國企，這種無目標補貼是不公平的。由于沒有針對性，以及高收入群體消費更多電力的現實，導致了大部分的補貼最后落入到了不需要補貼的高收入階層。而低收入群體，特別是其中的貧困的、還處在溫飽線上的居民由于其極少的用電量，最終也就只獲得了極少的補貼。而且對于少數目前還沒有電網接入的貧困地區的居民，則根本就沒有機會獲得補貼。能源補貼量既定，提高能源效率是不漲或者少漲電價的唯一途徑。目前的“一刀切”電力補貼不利于提高居民用電效率。無目標的低電價補貼除了不能引導居民有效用電，還刺激了高收入人群對電力的過度消費。這樣的結果是與最初的補貼的目標背道而馳的。

如果能源價格不能市場化，那么，能源的公平和效率取決于補貼機制的設計。因此，改革后的補貼應該是有針對性的，使低收入人群能夠獲得大部分補貼。因為不容易確定家庭收入情況，所以用電量是界定補貼范圍相對有效的方法。不同收入群體有不同的用電預算，一般低收入家庭用電少，高收入家庭用電多。而對于收入最低的人群，可以采用生命線用電量確定保證其基本生活的最低用電量。作為政府對低收入居民實行特殊照顧的一種電價，對生命線以內的用電量可以采取免費或者很低的電價。

目前對居民用電的補貼是通過終端電價低于電力供應成本來實現的，所以對補貼機制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意味著電價的上漲。作為和居民生活聯系最緊密的電力價格的上漲，是一個對公眾和決策者都很敏感的話題。比如2008年在煤炭價格節節攀升時，根據煤電聯動機制，電價應該有一定比例的上漲。但政府考慮到通貨膨脹、居民承受力等因素，政府提高了上網電價，但卻沒有提高銷售電價。這也說明了電價機制改革的艱難，需要綜合考慮對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影響。但是，由于低收入階層的用電彈性最小，電費支出在其消費性支出中所占的比例最高，延續目前的整體調價和實行“一刀切”的價格改革方法必然會對這部分社會最脆弱的群體產生最大的負面影響。

事實上，改革目前的居民用電補貼機制可以是多贏的。從用電的效率和公平的角度說，真正需要補貼的貧困人群獲得了補貼，對高收入群體的高電價又可以抑制電力過度消費和提高用電效率；從補貼的角度看，改革后的補貼支出顯著減少，利用這部分節省的資金，增加財政支出，特別是對教育、醫療衛生以及社會保障等的投資，還能提高居民的生活福利水平。對于電力企業來說，低收入消費群往往存在較大用電增長空間。因此，對于售電量來說，一旦區別定價，低收入居民會由于電價降低而提高消費量，而高收入居民不會因為電價調高而降低消費量，因此整體電力消費會增加。

目前的居民用電補貼機制是缺乏效率和不公平的，因此電力補貼機制的改革是必須的。如何更準確地估計居民用電的價格彈性和用電量，更合理地在補貼機制設計中對居民用電量分段以及再分配減少補貼而節省的資金，都是未來進一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