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投資煤礦的浙商資本肯定不止有關方面估計的500億元，大約在500-1000億元，絕大多數都是抱團出來投資的。這些浙商可能有7成以上會傾家蕩產，春節肯定有很多人都過不好了。” 9月10日，來自浙江溫州的梨樹園煤礦老板練祖前在山西接受《浙商》記者時黯然神傷。

　　2009年4月，山西省政府出臺“10號文”，一輪史上最大力度的煤礦兼并重組改革正式推進。山西省政府提出，到2010年，全省僅保留1000座煤礦，兼并重組整合后的煤炭企業，規模原則上不低于年產300萬噸，單井生產規模原則上不低于90萬噸。

　　在本次兼并重組整合之前，山西共有煤礦2840座，這也意味著將壓減2/3以上。“如果單井規模不低于90萬噸，浙商投資的煤礦基本要被整合或關掉。”浙江澤大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資源與環境業務部首席律師吳族春告訴《浙商》記者，浙商在山西投資的煤礦可能有四五百家之多，其單井規模多在40萬噸以下。

　　2009年6月，吳族春所在的浙江澤大律師事務所根據浙江省國土資源廳與浙江省經濟技術協作辦公室安排，承擔“浙商礦業發展研究”項目。7月上旬，調研組趕赴山西調查。調查發現，山西省119個縣市區中，有90多個縣市區產煤，產煤的地方均有浙商投資的煤礦。據不完全統計，浙商在山西投資煤礦企業約450多家、煤礦500多座，投資總額在500億元以上，占投資山西煤礦的民間投資的近六分之一。

　　500座浙商投資煤礦基本要被整合

　　這次山西省煤炭資源整合被業內人士看作是試點，一旦成功會向全國推廣；而浙商練祖前投資的梨樹園煤礦所在地霍州所屬的臨汾市，是這次煤礦兼并重組的發源地。

　　或將遭遇破產命運的浙商，不僅有練祖前。在山西忻州的寧武縣，來自溫州平陽的山西明業煤業有限公司老板徐總也在苦苦等待。他向《浙商》記者透露，平陽老鄉在寧武投資的20多家煤礦，再也無法生產了，是被兼并重組還是被關停，至今還是未知數。

　　在山西晉中的介休市，一幫來自溫州的煤老板通常住在隆洲大酒店(10.2,-0.04,-0.39%,經濟通實時行情)。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煤老板告訴《浙商》記者，他是前年進入山西投資煤礦的，當時看到所投資的煤礦儲量大前景好，沒想到今年初就遭遇整合，投資的幾千萬元眼看就要打水漂了。

　　一位來自溫州蒼南的煤老板向《浙商》記者透露，他的一個朋友去年來山西大同，從老鄉那里轉讓了一個煤礦，而投資的錢都是父老鄉親們一起籌集的。他所投資的煤礦生產不到3個月就已經被關停，因為無法向父老鄉親交代，這個朋友想不通就自殺了。

　　山西省浙江企業聯合會副會長俞瑞撓在山西投資了2個煤礦，其中一個45萬噸/年規模的煤礦已經想辦法保留下來了，而另一個煤礦可能要被關掉。

　　山西省浙江企業聯合會副會長俞建平在山西從事電氣生意已經十多年了，2005年開始在晉中投資煤礦。如今，俞建平投資的5個煤礦被關閉，只剩下1個煤礦被兼并整合。她告訴《浙商》記者，在昔陽投資的9萬噸/年規模的煤礦一個月前已經簽訂了協議，與另一位老鄉的30萬噸/年規模的煤礦整合在一起。由于進入時間比較早，俞建平投資3億多元的煤礦，損失1億元左右。當然，如果繼續干，俞的這個煤礦就能“獲得幾個億的效益”。

　　在這場煤炭資源整合中，受傷的民營資本不僅是浙商。霍州義桂煤業的老板是霍州當地人，他所投資的義桂煤礦規模30萬噸，從2002年至今投資2億元搞基礎建設，采煤時間不到半年。他向《浙商》記者透露，2006年有人想收購義桂煤礦，給他們評估價值6億多元，而今列入兼并重組評估價只有4000萬元。

　　2009年9月11日，山西省煤炭工業廳有關官員接受媒體采訪時，否認了“小煤礦賤賣”的說法，并稱在此次煤炭資源整合中，按照這些煤礦主原來實際繳納價款的1.5倍或者2倍給予賠償，已經考慮了市場因素。另外，所謂的“賠本賣礦”，全是因為煤礦主之間屢次的私下倒賣。

　　而吳族春律師則表示，山西省對被兼并煤礦已繳采礦權價款煤礦企業的資源資產不經過評估，而由政府自行確定一個補償比例。這是政府強制定價，以行政權干涉市場的資源配置，混淆礦產資源出讓與轉讓行為的性質，嚴重侵害采礦權所有人的合法權益。這種規定違背市場規律，擾亂市場秩序，加劇了兼并與被兼并方的矛盾，損害了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

　　吳族春向《浙商》記者強調，經歷2006年山西煤炭新政(山西省政府2006年2月頒布的“187號令”，把煤礦的門檻從9萬噸提高到90萬噸，并要求辦理有償化的新采礦證)后，在山西搞煤炭產業投資的浙商大多為六證齊全的煤礦，且多為依法登記的出資人。這些浙商原本想大干一場，且已不斷進行技改，而不斷的停產整頓，現在又面臨資源整合，數百億資金將付之東流。

　　500億浙商資金“割肉”出局

　　2009年初，一群來自溫州平陽的煤老板感到在山西煤炭資源重組中“受傷”，于是找到山西省浙江企業聯合會求助。山西省浙江企業聯合會邀請山西省律師協會副會長、山西省中呂律師事務所主任高劍生，為煤老板講解了煤炭企業兼并重組政策與煤老板的應對措施。

　　2009年4月底，山西省浙江企業聯合會通過相關渠道，向山西省委書記張寶順遞交了一份報告《千萬不要讓300億投資打了水漂——關于組織復產的緊急報告》。5月，張寶順在山西長治調研時表示，煤炭企業兼并重組整合要統籌兼顧各方利益。對被整合方，有的處于生產狀態，有的投入巨額資金還沒有收益，該補償的必須補償，該返還的必須返還，做到言而有信。

　　然而，眾多煤老板并沒有如愿。一位在臨汾投資煤礦的煤老板向《浙商》記者透露：“當初讓我們繳納資源采礦權價款，相關部門跟我們說實現了所有權、經營權和采礦權三權合一，資源給我們劃定，讓我們大膽干！從那時起，很多基建礦井，一噸煤都沒出，全部都是投入。”

　　他至今還清晰地記得，3年前的山西省級媒體曾經報道，煤炭新政讓煤炭企業在真正意義上成了資源和資產的控制者，這讓煤礦主們吃了“定心丸”，敢在煤礦安全生產、技術改造方面投入資金了。讓他想不到的是，當初的“定心丸”，卻成了如今的“傷心淚”。

　　2009年9月16日，山西省浙江企業聯合會秘書長魏昂向《浙商》記者透露，根據聯合會掌握的情況，目前僅平陽縣人在山西投資煤礦的資金就達300多億元，涉及煤礦260多座，從業人員數萬人，而這些資金絕大部分是采用眾人集資入股的方式而來，這些浙商經營的煤礦，所承載的是千千萬萬個浙江普通家庭的希望和命運。

　　與此同時，山西一些大集團、大公司跑馬圈礦，并購意向書滿天飛。收購資金尚無著落，產能升級又迫在眉睫，巨大的資金缺口無疑會成為下一輪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于是人們又想到了招商引資。

　　“浙商數百億投資或許原本就不在政府和國企招商引資的關注和統計范圍，因為我們歷來青睞的是外資和國資。外商一兩個億的投資，有的地方要高看一眼，給予政策上極大的優惠，而數百億民間資本入晉，卻不在我們的視線之內。也許有人會說，這些投資是在鉆政策的空子，甚至帶有掠奪資源的性質。但從法律角度上來說，不能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以一句‘山西不要帶血的GDP’，就剝奪煤老板的合法產權。”高劍生律師說，“浙商數百億投資即使起點有瑕疵，板子也不可以全打在投資者身上，理應給予與國資、外資一視同仁的待遇，要積極地引導，有力地保護，避免眼睛一味向外而忽視了已進家門的錢。”

　　“自2008年奧運會舉辦那時起停工以來至今，很多煤礦不允許復工。而礦井維護費用日均在萬元以上，規模大的礦井則達3-4萬元/天，投資人不堪重負。”吳族春告訴《浙商》記者。

　　“2000年左右，由于大環境的關系，山西的不少煤礦幾乎癱瘓，煤礦工人一兩年拿不到工資。在他們處于困境的時候，很多浙商投資山西煤礦，雖然當初價格便宜，但這樣的投資是高投入、高風險的。

　　在山西的煤炭產業發展過程中，浙商是有貢獻的。但如今山西的經濟發展有起色，又開始排斥浙江煤老板。” 俞建平對《浙商》記者說。

　　3年前，《浙商》記者赴山西采訪煤炭新政，發現在山西投資煤礦的浙商并非像媒體盛傳的“淚灑山西”。然而時至今日，絕大多數煤老板們真的不得不揮淚撤出山西了。練祖前對《浙商》記者說：“政策太不穩定了，這是投資的最大風險。即使有再優惠的政策也不敢來投資煤礦了，再也不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