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新能源”與“氣候變化”這兩個話題在討論中美兩國的合作議程中出現的頻率可能是最高的。隨著2009年底聯合國哥本哈根氣候變化談判日期的臨近，以及中、美等主要成員國原則立場的清晰化，有一個問題似乎不可回避：“新能源”會不會成為中美之間新的摩擦領域？
過去一年多來，我全程參加了“中美清潔能源論壇”從創辦以來的各次會議，對了解奧巴馬政府能源政策的執行潛力和前景大有裨益。在美國，該論壇獲得國會參議院能源委員會主席肯特維爾(Maria Cantwell)的鼎力支持。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5月底訪華時，出席了論壇第三次會議開幕式并參與第一場討論。
什么是“新能源”
“新能源”是一個含義特別廣泛的概念，與“可再生能源”、“替代能源”在內涵上有較大的交叉和重疊。作為一種科學歸類，相對于常規（已經被大規模利用、技術成熟）能源而言，新能源指的是那些尚未被大規模利用，開發技術有待于從概念、圖紙設計變為現實可能的能源。作為公共政策的一個話題，討論的實質是要不要為某種形式的能源實現從研究、試驗到商業化開發的轉變提供投資和政策支持。
經過數十年的檢驗，太陽能、風能已進入商業開發階段，在技術層面已經成熟，在經濟效益層面也越來越具有競爭力。例如，除了以家庭或公共建筑為供能對象的小規模直接利用外，通過“智能電網”的建設，由太陽能、風能等所轉化出的電可以作為常規火電的補充和調節而成為普遍性電力消費的一部分。因此，太陽能、風能是比較容易獲得公認的新能源。此外，在一些國家和地區，水能和核能也被看作是新能源。
在國際油價高位震蕩的背景下，能源的開發利用，不可避免地受到金融市場炒作因素的影響，以至于包括諸多實用價值還遠未經過市場檢驗的項目也被貼上“新能源”的標簽。這要求我們運用科學知識和智慧去加以甄別。
美國：新能源政策并非作秀
奧巴馬政府推出的經濟刺激計劃中，惠及新能源的部分為500億美元。其中100億用于智能電網的建設，其余400億全部用于扶持太陽能、風能、地熱能等新式能源的研發。負責組織這些研發的是能源部長、華裔科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朱棣文。他堅信美國只有大力發展新能源才有出路。在美國，能源部掌管28個實驗室，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基礎科技實驗室系統。
奧巴馬政府對新能源開發利用的重視，在多大程度上出自于它要刻意突出與前任政府政策差異的短期政治考慮，又在多大程度上標志著美國能源政策的實質性轉變，在美國政界和學界都是有爭論的。畢竟，過去三十多年來，代表不同政黨的總統多數都認為對進口石油的依賴不利于美國的國家安全，因而支持發展各種替代化石能源消費的項目，但其結果都收效甚微。這一次能有什么大的不同嗎？
奧巴馬政府新能源政策的實效，受眾多因素的影響，有待時間檢驗。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奧巴馬對新能源的重視，有較大成分是延續并強化小布什政府在2007年開始的能源政策。也就是說，在追求降低對海外能源依賴這一點上，這兩屆美國政府的政策導向有較高程度的連貫性。
小布什政府在第一個任期里的能源政策取向比較清晰：繼續依賴石油、煤炭、天然氣等化石能源；先盡量使用其它國家的化石能源儲藏。循著這個邏輯，盡管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基地組織無關，發動第二次伊拉克戰爭仍是值得支付的代價。
在伊拉克發動的“反恐戰爭”很快被廣泛指責為“石油戰爭”，它使美國的軟、硬實力遭到巨大損害。不斷走高的油價不僅大幅增加了美國的進口赤字，更讓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認識到，長期嚴重依賴海外石油特別是中東石油，將使美國付出過于沉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代價；而開發利用新能源不僅涉及國計民生，有利于應對氣候變化，而且將逐漸減少美國對海外石油的依賴，提升美國的國際地位。
此外，2009年7月4日，在伊拉克訪問的副總統拜登主持了一個儀式，來自59個國家的200多名士兵宣誓成為美國公民。顯然，從適齡美國公民中征兵參與境外戰爭，難度越來越大。雖然美國官員和學者們不怎么樂意評論這個現象，我們不難體會到政府或者是政策精英們主張用武力維持境外能源供應所遇到的障礙。
美國能源政策的戰略調整，在2007年初布什總統倡議，年底國會批準的能源法中便可見端倪。該法要求美國汽車行業在2020年前，將汽車燃油效率提高40%，并大幅增加乙醇等生物燃料的添加比例。如果實現這一目標，到2030年美國進口的原油每天將減少400萬桶，一年減少2億多噸，相當于目前美國年進口原油量的2/5。這些都是此前30多年間不可想象的“猛藥”。雖然以谷物（主要是玉米）為基礎的車用乙醇使用計劃，在2008年上半年因為全球糧食價格上漲而飽受爭議，但是，在美國社會，支持尋找替代能源的共識沒有動搖。
我于2009年2月在西雅圖市參加第二次中美清潔能源論壇會議過程中，有機會與當地最大的能源供應商座談。從中得知，越來越多的居民用戶愿意支持風能、水能的開發（包括通過支付更高的“綠色電價”的方式），因為這樣做有利于把老百姓的錢留在美國，而不是送給向美國出口石油的國家。這種消費倫理，其存在雖然還不見得是那么普遍，卻為新能源的開發提供了市場基礎。
總的來看，奧巴馬政府沒有把加大美國國內的化石能源開發力度作為應對美國能源供應問題的優先選擇，而是重視發展新能源，這個政策取向有其比較堅實的國內政治、經濟和社會基礎。倘若把奧巴馬的新能源政策看成是黨派區別大于實質，是新任領導人為了與前任有所不同而采取的政治作秀行為，或者是給美國的競爭對手設置圈套，則是一種誤判。
中國：順應美國的合作倡議
作為一種商品，“新能源”的賣點是更清潔、更環保、能為子孫后代的生存留下更大的空間。在初期銷售價格方面，它并沒有多少優勢。如果政府的政策引導缺位，消費者也只是一味地追求廉價能源，不愿意為新能源支付更高價格的話，新能源就難以發展起來。
對于中國來說，面對來自美國政府、企業、智庫的種種“新能源”合作倡議，首先要明確的是我們自己要推動什么：是千方百計地追求價格便宜的化石能源，還是盡最大的努力去推廣使用更清潔、更環保的新能源？在這方面，國家政策層面的導向要清晰，要有一種無論宏觀經濟、國際政治環境如何變化都不為之所動的堅持。
在這一點上，法國發展核電的經歷為我們提供了先例。不管國際油價是每桶幾美元還是幾百美元，法國幾十年來一直堅定不移地發展核能。如今，核電占法國電力產量的比重已超過78%。在這個過程中，法國沒有因為核能在美國、英國不受歡迎，也沒有因為核事故和核廢料的處理難題而因噎廢食，而是認準了這條路一直走下去。
丹麥在風力發電方面的堅持，是另外一個成功的范例。國際間，風電技術在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獲得商業化推廣。此后20多年間，長期低廉的石油價格使風電缺乏競爭力。但丹麥政府認準了風能的前景，為風能的開發提供公共財政援助，不斷增加私人資本參與的程度，為抵擋對風能開發的非議提供政治和法律保障。而今，雖然丹麥只有500多萬人口，卻是世界風能發電大國和發電風輪生產大國，世界10大風輪生產廠家有5家在丹麥，世界60%以上的風輪制造廠都在使用丹麥的技術，是名副其實的“風車大國”。這種產業實力為丹麥在2025年將風能提高到占其電力供應總量的75％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就政策取向而言，國際上的“新能源”倡議與中國推動“循環經濟”建設、鼓勵“節能減排”不僅不矛盾，而且可以成為落實科學發展觀、推動和諧世界建設的重要機遇。我們有必要推動國內各政府部門之間、政府與社會之間形成一個共識：中國之所以要支持新能源的發展，要參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合作，是因為我們要在中國大地上提高新能源對傳統化石能源的競爭力，以利于保護國家自然資源，造福于我們的子孫后代。這是中國自己的事情，是國家長遠利益之所在。開發新能源不是為了應對國際壓力，不是為了讓外國人高興，更不是為了抵擋外國的貿易制裁而采取的權宜之計。
所以，關鍵問題不是要不要與美國在新能源領域合作，而是在哪些具體項目、工藝、技術上合作，通過什么形式合作，經濟、環境、社會三方面的代價和收益如何。
除了在開發利用新能源的技術和設備領域之外，我們還必須努力從包括美國在內的國家的相關經歷中，學習如何培育新能源消費市場。新能源技術和設備，只有在中國這個大市場中站穩了腳跟，才能堅實地“走出去”。目前和今后較長一個時期內，在中國社會中，出于保護自身在以利用煤炭和石油為主的常規能源市場中的利益，不乏蓄意給國內外新能源項目抹黑、“妖魔化”外國提出的與中國在開發新能源方面合作意圖的力量。為了使政府的財政、稅收、法律制度能夠提供并有效地保護新能源與常規能源的商業競爭環境，在這些領域提倡“與國際接軌”不失為應對國內阻力的一個途徑。
當然，在美國和中國的各種形形色色的自稱是“新能源”的項目中，難免有魚目混珠的成分；也不能排除對一些新能源項目的投資出現泡沫化的可能。針對這些現象和挫折，我們要做的是提高從專業技術層面對各種各樣的新能源項目進行獨立評估的能力。
總之，在戰略上，我們應當把美國在開發新能源方面與中國合作的愿望和建議當作與中國長遠發展需求相吻合的機遇；在戰術上，則應當把對具體項目的商業和社會效益的評估，當作決定合作程度與方式的依據。新能源開發不應成為中美外交或政治摩擦的一個新領域，而應成為中美合作的一塊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