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于2009年9月22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192個會員國均派代表出席，其中包括90多位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兩年前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上，通過了旨在明確2012年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巴厘路線圖”。兩年來，國際社會在復雜的利益紛爭和多變的政治格局中，為了人類的共同未來，表述出了強烈的保護全球氣候的共同政治意愿。在2008年八國峰會正式認可2050年的排放比當前減少50%目標的基礎上，2009年7月在意大利拉奎拉舉辦的8+5（西方八國集團加五個發展中大國）首腦會上，進一步承諾穩定大氣溫室氣體濃度在450ppm CO2和相對于工業革命前溫度升高2攝氏度的上限目標。

然而，通向哥本哈根之路不可能一帆風順。緣于保護全球氣候的需要，各締約方不會正面挑戰2攝氏度目標和450ppm CO2濃度水平，但科學上的不確定性和實際可達性可能導致各國在文字表述上出現分歧。發達國家一方面表示要認同長遠目標，但近期行動和中期目標上卻不愿作出相應的承諾。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上，一些發達國家領導人表達了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政治意愿，并希望能對哥本哈根大會起到推動和促進作用。不過，要使哥本哈根大會取得成功，關鍵是要“聽其言、觀其行”，發達國家應采取切實行動履行責任。

發達國家在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方面具有歷史責任，而且現實排放水平高。根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發達國家應該率先垂范減排溫室氣體。然而，減排需要投入，需要改變生活方式，發達國家不愿意大幅減排。盡管美國明確了中期和遠期的減排目標，但相對于《京都議定書》要求，顯然不夠；各國能否就預期減排目標達成一致，美國的態度是關鍵。美國總統奧巴馬這次在氣候峰會上雖然提出在減排問題上發達國家的“歷史責任”，但對于美國2020年中期減排目標卻毫無新意，讓與會各方大失所望。

歐盟盡管在全球減排中處于領先地位，但現實排放仍數倍于發展中國家，沒有起到在低碳排放、高生活品質方面率先垂范的作用。日本新首相相對于前任已有積極的進步，明確提出到202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要比1990年水平低25%。但包括日本在內的發達經濟體在自身的減排指標上卻總是討價還價，有意淡化歷史責任，強調主要發展中國家經濟體也要作出減排承諾，但在給予發展中經濟體資金和技術援助的承諾上卻態度消極。

根據目前工業化國家所提出的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中期目標來看，距離穩定大氣溫室氣體濃度、把全球溫升控制在工業革命前2攝氏度以內的要求相距甚遠，盡管實現這一承諾的成本遠遠小于原來的預計。根據各工業化國家所作出的減排承諾，到2020年工業化國家整體相對于1990年排放水平將減排5%到17%。距離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第四次評估報告要求到2020年在1990年水平至少減排25%～40%的目標有相當大的差距。如果僅僅減排5%的話，意味著《京都議定書》的目標到2020年才能完成。即使是最樂觀的17%減排目標，分析表明，減排成本也不超過所有附件1國家（即被列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附件1中的各工業化國家）GDP的0.01%～0.05%，而這些國家從現在開始到2020年GDP要增加42%。

胡錦濤主席在此次峰會上發表講話指出，中國將進一步把應對氣候變化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爭取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顯著下降，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左右。中國敢于作出具體的承諾，既表明了中國在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方面的政治意愿，也顯示了信心，爭取了主動。雖然中國在單位GDP碳排放強度方面并沒有給出一個具體的數字，一方面給自己留有余地，另一方面也在給發達國家施加壓力。

從目前的形勢看，哥本哈根的前景確實令人擔憂，各個集團利益的紛爭依然非常激烈。要想在剩下的短短3個月時間內達成一個全面的、完整的協議非常困難。最大的不確定性依然是美國。今年6月26日，美國眾議院以微弱多數通過了《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標志著美國邁出了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一步。然而，如果在哥本哈根會議之前，美國參議院不能就《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進行討論或通過，那么受困于美國國內的氣候變化決策機制（國內政治），其他發達國家在哥本哈根會議所作出的中期減排目標承諾必將受到影響。選擇有兩種：一種是等待美國參議院的決定，但這種等待依然具有不確定性，而且國際社會可能等不得；另外一種可能，達成一個包括重大問題，如巴厘島行動計劃所規定的要素、內容豐富的原則協議，很多技術性問題和條款留在哥本哈根會議之后談判解決。這種選擇的結果是，各國的承諾目標必然有所保留。沒有美國的積極參與，哥本哈根會議達成的任何協議，其意義都會大打折扣。盡管各方博弈激烈，但在哥本哈根達成一項歷史性協議是非常有可能的。因為各國不愿因遷就美國而挑戰全球倫理與正義，遭受罵名，美國也會考慮被晾在一邊的影響，可能不僅僅是參與與否的問題。（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