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振華的專業、蘇偉的幽默、于慶泰的冷靜，讓中國站在了世界氣候談判舞臺的中央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劉俊發自北京　12月9日早上，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進入貝拉中心，卻被主辦方攔了下來。他重新辦理了一張各國代表團成員的粉紅色胸牌，還是沒能進入會場。這位中國代表團團長第三次受阻，副團長蘇偉很生氣，引用中國古話“是可忍孰不可忍”表達中方不滿。

　　在這次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面對發達國家的指責，中方的談判代表們自信地據理力爭，幽默地痛批發達國家的弊病，表現引起了世界矚目。

　　解振華：氣候“紅寶書”爛熟于心

　　其實，早在兩年前的巴厘島氣候大會上，發達國家一再提出希望將“主要發展中國家”納入絕對量化的減排指標中，身為中國代表團團長的解振華嚴辭拒絕：“它們所說的主要發展中國家，實際上指的就是中國、印度、巴西，也不用羞羞答答的。”

　　解振華與環保淵源頗深，被外界譽為世界上最資深的環保官員——1985年，解從國家環境保護局一名普通的助理工程師做起，13年后官至環保總局局長，但2005年11月13日，吉化公司雙苯廠上空騰起的蘑菇云，令其政治生涯突變。是年12月2日，解因松花江環境污染事件引咎辭職。

　　這場事故無法抹殺他的功績。從1998年到2005年底的任期中，解經歷了環保總局從低調部門到“執法明星”轉型的全過程。2003年，他獲聯合國環境保護最高獎——“世川環境獎”。

　　轉機在2006年出現，那年12月，解重新回到公眾的視線，擔任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正部級），負責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應對氣候變化等項工作，此時距松花江污染事件整整一年。

　　解是一位學者型官員，對于如何回應談判對手，解常會引經據典。一位中國記者回憶，有人戲稱《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是兩本“紅寶書”，而解振華顯然已經將“紅寶書”爛熟于心；他也喜歡引用數字，來證明對手的要求如何“不合理、不切實和不科學”，他的言論也成為各界獲知中國氣候變化談判立場的最好方式。

　　蘇偉：征戰氣候沙場20年

　　副團長蘇偉的表現同樣毫不遜色。哥本哈根大會上，“2美元還不夠買一塊棺材板”的幽默批評頻頻被外媒引用。蘇偉談判經驗豐富，在擔任國家發改委氣候司司長前，蘇偉在外交部條法司等部門工作，從1989年開始一直代表中國參加國際氣候變化談判。回顧長期以來親身經歷的氣候變化談判歷程，他對媒體說：“氣候變化這個問題非常緊迫，然而又不是一天兩天能夠解決的，是一項長期的任務。”

　　中國能站在世界氣候談判舞臺的中央，始于巴厘島氣候大會。蘇后來向媒體回憶，2007年12月15日一早,大會主席和秘書處試圖在沒有中國等國參與下召開大會，討論并意圖通過正在磋商的文件。他和同事兩次舉牌抗議并要求大會秘書長道歉，最終，秘書長流淚道歉。

　　這一及時阻止非常關鍵，保證了《京都議定書》沒有按照發達國家的意圖，在第一個承諾期到期就被推翻，而是按照原計劃制定了第二承諾期的行動指南———“巴厘路線圖”。

　　邁入2009年，蘇偉的任務主要集中在捍衛《京都議定書》上。據一位熟悉蘇的記者介紹說，11月2日至6日，聯合國氣候變化第五次談判會議上，蘇當時表示，“生存還是毀滅”已不再是問題所在。哥本哈根會議必須要成功，蘇偉敦促“那些還在等待發展中國家采取行動的發達國家，應該抬起頭來向前看看”。

　　于慶泰：身經百戰的資深外交官

　　另一位副團長于慶泰外界并不十分熟悉，但實際上，他早已在外交界“身經百戰”。對于發展中國家要求得到的3000億美元援助，于慶泰說，這不是“福利工作”，而是發達國家在當前的國際協議下應當遵循的“法律義務”。在接受外媒訪問時，他批評發達國的減排援助承諾沒有兌現，“連一句對不起”也沒有，反而對中國要求多多。

　　冷靜的表現源于他多年來的工作積累。于是一位資深外交官，身經百戰，多次代表中國出席國際大會，2001年，于慶泰擔任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長，后來又去了坦桑尼亞當大使。在坦桑尼亞，瘧疾很流行，于也得過這種病，不過他樂觀地表示，由于國內的關心，對瘧疾的抵抗力也增強了。但他也強調，非洲工作艱苦，如果沒有高度的奉獻精神，很難常年在此工作。

　　2007年9月，中國外交部成立應對氣候變化對外工作領導小組，于慶泰被任命為氣候變化談判特別代表，負責參與后《京都議定書》時代有關氣候變化國際談判。履新后不久，于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一個國家的能源結構取決于其能源稟賦，中國能源儲存以煤為主，但這并不是說我們就無能為力，中國政府已經并將繼續采取大量措施，控制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