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是“全球最大的公共產品”，在“拯救全人類”的宏大命題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在此問題上，本應屬于利益共同體。然而哥本哈根大會上歐美發達國家以極端的“權勢至上”態度對待氣候變化的冷戰思維還在激烈上演。

全球氣候格局變化的根本力量，并非來自環境本身。正如用“氣候改變”模棱兩可的概念取代絕對化的“全球變暖”一樣，導致全球共同應對氣候問題的力量，并非來自于科學家繪制出的“全球變暖”災難圖，而是碳信用本位體系及其背后的“碳權”角力。

當前哥本哈根的博弈焦點表面上看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各國所做出的減排承諾，而實質是在發展權、主導權及其減排資源的分配上。實際上，能源效率——“碳減排”權早在十年前就成為可以追逐的資產。《京都議定書》以及未來的后京都體系可以看作“是用國際條約形式賦予了二氧化碳排放權價值的一套完整的新貨幣發行制度”，并由此奠定了“碳信用本位制”的基本框架。

碳信用本位體系兼具商品本位和貨幣本位的整體優勢。碳本位正逐漸成為一種主權生產力，運轉全球財富，再造國際分工。

從商品本位的角度看，龐大的市場規模構成了碳貨幣的供給能力。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顯示，2006—2008年的碳交易量平均增長率超過320%，2008年碳交易總額達到48億噸，全球碳市場規模達到1260億美元比2004年不到10億美元的規模，增長100余倍。根據測算，全球二氧化碳交易需求量預計為每年7億至13億噸，將由此形成一個年交易額高達140億-650億美元的碳交易市場。預計未來5年全球碳交易將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商品交易市場。

從貨幣本位的角度看，碳信用與貨幣綁定有可能成為未來國際貨幣體系重構的新趨勢。千百年來人類都在探索使用一種通貨將世界的商品、貿易和金融聯結起來，一國經濟活動與能源貿易結合度是決定該國貨幣地位的重要因素，包括向能源出口或控制全球范圍內最重要能源供給的能力，以及該國是否擁有該能源的國際定價權等，能源綁定往往成為國家崛起和本國貨幣充當國際貨幣的助推劑。

國際貨幣演進的歷史表明，一國貨幣要想成為國際貨幣甚至關鍵貨幣，往往要遵循計價結算貨幣－儲備貨幣－錨貨幣的基本路徑。從19世紀的“煤炭-英鎊”體系，到20世紀的“石油-美元”體系，再到今天的“碳信用-X?”，全球正在演繹一條主權貨幣在能源貿易中的崛起路徑。目前，各國貨幣紛紛爭當碳交易的主導貨幣，歐元是碳現貨和碳衍生品交易市場的主要計價結算貨幣，日元也正在摩拳擦掌，試圖使日元成為碳交易計價結算的第三貨幣。當前美國已有的戰略優勢（美元霸權、金融優勢以及國家信用）被大大削弱，美元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受到嚴重挑戰，因此，美國在美元逐步失去全球儲備貨幣信用優勢試圖為美元找到新的出路，正積極構建“碳權市場”，搶購、囤積二氧化碳排放權，重構霸權體制。

此外，發達國家還圍繞碳減排權和碳交易貨幣，積極搭建全球碳交易市場架構，并通過金融資本的滲透，構建包括直接投資融資、銀行貸款、碳指標交易、碳期權期貨等一系列金融工具為支撐的碳金融體系，試圖在全球碳交易市場的價值鏈分工中搶占制高點。

對于中國而言，中國是未來低碳產業鏈上最有潛力的供給方，卻仍不是定價方。中國擁有巨大的碳排放資源，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統計顯示，目前中國已經成為CDM機制下提供碳減排量的最大的國家，約占全球注冊項目減排量的58%以上，注冊數量和年減排量均居世界第一。由于碳交易權的計價結算與貨幣的綁定機制使發達國家擁有強大的定價能力，然而人民幣尚未成為碳交易計價和結算貨幣，這使中國面臨著全球碳金融極其定價權缺失帶來嚴峻挑戰。

我國碳資本利用效率不高，不僅缺乏完善的碳交易制度、交易法規以及碳交易場所和碳交易平臺，更缺乏相應的碳掉期交易、碳證券、碳期貨、碳基金等各種碳金融衍生品和金融服務的支持。碳金融體系發展與碳市場潛力極不匹配，仍處于全球碳金融交易鏈的低端位置。今后各國國際收支平衡、碳貿易摩擦、碳匯率問題、碳減排配額及分配問題等都會高度與碳金融市場聯系起來，產生新的沖突與博弈，進而加大新的不可預知的風險，我國必須提前謀劃，加緊制定碳金融戰略與發展框架體系，建立健全人民幣在全球碳交易中的貿易、投融資和資本市場循環流通機制, 積極爭取發展的主動權。

可以預見的是，在當前在歐美又再次扮演霸權國角色的背景下，不可能達成利益的妥協，全球性契約即使達成也將是又一個失衡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哥本哈根只是個起點，而非終點，人類將由此走上一條始于哥本哈根之路，如何打破歐美等發達國家主導的碳減排機制，積極推進全球均衡的碳減排與碳金融體系框架建立，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所用發展中國家必須面對的，這將是超越碳減排責任爭執的，影響后危機時代全球經濟金融格局更為關鍵的戰略議題，一場涉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長遠發展角力的戰役才剛剛開始。（張茉楠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