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副行長林毅夫不久前發表演講說，金融危機暴露出的全球經濟失衡不能歸咎于人民幣幣值低估，人民幣升值無法幫助全球經濟恢復平衡，反而會阻滯剛剛開始的復蘇勢頭。

　　兩種不同的主張

　　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不久前撰文批評中國的貨幣政策，認為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助長了美國房市泡沫；中國的貨幣政策使中國從其他國家攫取了原本不足的需求，損害了其他國家的經濟增長。

　　他由此得出結論：人民幣必須大幅升值，美元貶值則屬天經地義。他說，美國財政部認定中國沒操縱匯率，讓他大失所望。至于外界擔心中國可能因美元貶值拋售美元儲備，他也毫不在意，稱如果中國這么做，將幫助美元貶值，干了“美國不能干的事情”。
 

　　《華爾街日報》就此調侃說，按照克魯格曼的說法，旁人可能都會認為中國從未調整過匯率，但事實是，過去幾年，人民幣一直處于升值通道中，而且漲幅達到21%。克魯格曼忽略了連美國政府都反復承認的這一事實，到底是行文疏忽，還是有意誤導？

　　中國市場研究集團總經理肖恩·雷因駁斥說，從美國消費者的角度看，人民幣升值帶來的是“中國制造”產品的價格抬升，這將降低美國消費者的購買力，對正飽受高失業率之苦的美國人來說將是雪上加霜。

　　他認為，當前世界最大的貨幣問題不是人民幣幣值被低估，而恰恰是美元貶值。美元貶值加劇了外界對美元的擔憂，這將降低其他國家購買美國國債的意愿，損害美國經濟復蘇進程。文章強調，美元貶值不可能擴大美國出口，相反會讓美國消費者面臨高物價的難題。

　　人民幣國際化步伐加快

　　經過國際金融危機的洗禮，中國經濟實力穩步上升，為人民幣國際化奠定了更加堅實的基礎。目前按GDP總量計中國已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按貿易量計是世界第二大貿易國，估計到2012年全球將近2萬億美元的貿易額(超過中國對外貿易額的40%)可能用人民幣結算，從而使人民幣成為全球貿易結算中的第三大貨幣。

　　從根本上說，這次金融危機嚴重動搖了市場對美元長期走勢的信心，為人民幣國際擴張提供了難得契機。隨著經濟止跌回升，美元避風港作用逐漸消失。人民幣則面臨越來越大的升值壓力，人民幣資產的可接受度隨之升高。目前，人民幣在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流通范圍穩步擴大。據估計，在香港人民幣資產存量已經達到數百億以至上千億元。周邊一些國家已經認可人民幣為其官方儲備貨幣，并逐日公布本幣兌換人民幣匯率。隨著開辦結算試點、發行人民幣債券、發展境外人民幣債券市場等國際化措施的出臺，加上未來資本項目的逐步放開，人民幣境外流通將更加靈活便捷，越來越多的境外居民會樂于接受人民幣。俄羅斯不久前表示，由于人民幣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俄將把人民幣列入外匯儲備結構中。

　　利益與風險同在

　　貨幣國際化是一個曲折、艱難、漫長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它也是一把雙刃劍，在獲取巨大利益的同時，將面臨諸多挑戰與風險，為此特別需要妥善處理好以下關系：

　　其一，處理好人民幣國際化與資本賬戶開放的關系。人民幣國際化與資本賬戶開放、匯率市場化、金融市場成熟程度之間形成互為前提的復雜關聯。主要難題是：一國貨幣國際化往往需要以資本項目開放為前提，資本項目開放則需要金融市場充分發育和匯率自由化相配合。目前，我國金融體制建設與金融市場發育狀況尚不符合資本項目開放的條件，尤其是監管能力尚弱。資本項目不開放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主要瓶頸。為打破這一瓶頸，應當充分利用香港國際金融自由港的有利條件，先培育做大做強境外人民幣債券市場，為進一步開放資本項目創造外部環境。

　　其二，打通人民幣走出去的渠道。根據一般經驗，貨幣的大量輸出需要較大規模的收支逆差支持。美元、歐元作為主要國際貨幣，承擔了巨額貿易逆差。日元無法承擔逆差，試圖以對外投資和援助來帶動國際化，事實證明難成氣候。中國雖然啟動內需拉動的發展戰略，但近中期不會成為貿易逆差國。有鑒于此，人民幣走出去的主要渠道應當是對外投資與國際援助。目前我國對外投資受國際大格局限制，主要面向新興市場和第三世界，投資風險較高。為此，我國應當積極參與各種層級國際貸款機構活動，借機構的運作降低信貸的不確定性，控制信貸成本。同時開放國際金融組織進入中國國內資本市場融資，所得資金投向新興市場貿易伙伴國的項目，以此提高人民幣債券的信用等級，控制和降低風險。

　　其三，處理好金融開放與國內穩定的關系。國際金融市場具有高度不穩定性，發展中國家抗風險能力弱，過早開放資本管制，實行貨幣自由兌換的國家遭受嚴重沖擊。而實行較嚴格金融管制的中國，卻從金融穩定中獲得更多的參與全球化獲利的機會。隨著中國經濟融入全球化，為在更高層次參與國際競爭和實現更大國家利益，金融開放是必然選擇。我國經濟長期保持快速平穩增長，受世界金融危機沖擊較發達經濟體小，但是經濟結構性矛盾仍然突出，穩定運行的難度在加大。人民幣國際化要求國際與國內兩個金融市場互通，這樣外部危機和風險將更容易傳導到國內。因此，人民幣的國際化推進必須圍繞深化國內金融改革進行，必須服從國內金融改革的需要，防止對國內經濟穩定造成不當沖擊，并不斷提高宏觀管理水平和金融監管能力。

　　后危機時代的多方博弈

　　國際貨幣體系正處于深刻調整期，各國為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圍繞建立全球或區域貨幣合作機制，推動國際貨幣體系與國際金融監管體制的改革等問題合縱連橫，展開多方博弈。

　　隨著國際社會對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信心動搖，各國正著手為后美元時代做準備。俄羅斯、中東產油國、巴西、印度等均在積極謀求推動本幣國際化，希望在后美元時代的國際貨幣體系中爭得更加主動的地位，貨幣多元化格局將進一步深化。對于人民幣而言，這既是機遇，也是壓力。目前，美國在IMF的投票權為17.4%，而中國僅占3.72%。IMF正在進行一輪新的改革，中國在IMF的投票權將增加。危機之后，IMF管理國際金融的職能將強化。中國作為重要票權國，其貨幣如果不能盡快國際化，將會形成相當的資源浪費。

　　根據2009年5月中日韓與東盟財長會議達成的共識，2009年底將啟動作為“亞洲版IMF”的區域外匯儲備庫，其中中國和日本為最大出資方，各出資384億美元，各占總量32%。韓國出資192億美元，占總量16%。東盟10國共出資240億美元，占20%。2010年1月，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將開始運轉。自貿區將惠及19億人口，涉及近6萬億美元GDP和4.5萬億美元的貿易總額。我正可借此加速人民幣區域化進程，并對主導區域貨幣變革起到推動作用。（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 廖崢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