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2日，國際著名財經雜志《福布斯》中文版首次推出了由12個人組成的年度人物榜，其中沃爾瑪中國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陳耀昌被評選為年度低碳經濟人物，他當選的理由就是在中國零售業競爭激烈的環境中鮮明地提出了低碳超市的概念。

由于全球氣候變暖，近年來，人們越來越關注碳排放量，去年由幾乎世界各國首腦政要出席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把這種關注推向了高潮。與此同時，低碳經濟也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在發展低碳經濟中，跨國公司等大型企業面臨著兩種選擇：積極投身其中或消極對待。從目前情況看，很多跨國公司選擇了前者。

“低碳”已經成為發展關鍵因素對于減少碳排放量，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國一直沒有放松，出臺了很多政策措施限制碳排放。在哥本哈根大會中，中國政府旗幟鮮明地作出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溫室氣體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公開承諾。

在國際上對低碳的鼓勵主要體現在《哥本哈根協議》中，《協議》提到：“我們決定采取各種方法，包括使用碳交易市場的機會，來提高減排措施的成本效益，促進減排措施的實行；應該給發展中國家提供激勵，以促使發展中國家實行低排放發展戰略。”

因此，有專家表示，低碳經濟正逐漸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它已是必由之路，甚至可能是下一輪的經濟增長點。現在，“低碳”已經不僅僅是企業社會責任，還是影響其未來生存和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

尋找低碳經濟的商機正成為企業的新思維，而很多跨國公司亦早就意識到低碳經濟的發展潛力，有越來越多的企業行動起來，準備在低碳發展上搶占先機。其中外資零售巨頭就是很好的例子，如何減少最多碳排放，將是未來決定零售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它們借助各種形式減少碳排放，把握低碳商機。例如，最近兩年，打造專業的節能店成為外資零售實施節能減排的重要舉措。沃爾瑪、TESCO等外資零售企業在新店拓展中，不惜投入巨額資金建設節能店。LED燈、EMS燈光控制系統、高效壓縮機、壓縮機變頻等成為節能店的招牌。

沃爾瑪中國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陳耀昌更是因為鮮明地提出了低碳超市的概念而被 《福布斯》評為年度低碳經濟人物。他將低碳超市的概念與低價戰略有機地結合起來，加上沃爾瑪對供應鏈推行企業社會責任管理以及推出直接面對百萬農戶的食品供應鏈的環境管理，這些理念無疑將對推動中國的低碳經濟與消費產生深遠的影響。

在發達國家，超市所有商品標簽上都需注明其在生產、運輸和最終銷毀的過程中排放的溫室氣體量，消費者一般憑借這一數字來選擇商品；而高排放的企業也直接影響投資人對企業的投資行為。

可喜的是，近年來在中國對于碳排放的重視程度越來越強，認識也越來越廣泛。跨國公司在中國發展布局過程中也越來越重視減少碳排放，這一情況無疑是多方獲利的好事。

2009年10月，沃爾瑪與科技部中國21世紀議程管理中心簽署諒解備忘錄，力圖通過支持青年進行節能減排科技創新，把節能減排升級為企業責任。

為從源頭上減少碳排放，沃爾瑪還啟動了綠色供應鏈計劃，要求所有供應商必須經由其所在地法規及社會環保標準的認證，包括減少不必要的包裝，減少水和能源的消耗、提高物流配送和運輸效率；同時通過當地生產直接從當地的農戶、養殖戶來購買，減少中間運輸環節，降低碳排放；并承諾到2012年，與200個領先的供應商攜手提高20%的能效，協助供應商工廠實現100%符合環境標準的目標。

而為助力全球零碳化，TESCO也承諾，計劃到2020年降低供應鏈中商品30%的碳排放量；并把TESCO在發達國家里率先應用的綠色環保系統及技術，推廣到中國等發展中國家。

在減碳浪潮下，零售企業又開始計劃打造新的零碳未來超市。今年，TESCO在英國就開了一家“低碳”環保店，能減少碳排放量達70%，大大超出節能店30%的減碳排放。

競相發展低碳經濟在2009年11月出爐的《2009福布斯中國富豪榜》和《2009胡潤百富榜》上“低碳富豪”是一個新的亮點。而且值得注意的是，《2009胡潤百富榜》還首次發布“胡潤低碳富豪榜”。根據這份首次發布的“2009胡潤低碳財富榜”，玖龍紙業的張茵家族、保利協鑫的朱共山、尚德太陽能的施正榮名列前3。低碳榜上榜人數為20人，門檻為15億元，平均財富為52億元，總財富為1040億元。比亞迪的王傳福、江西賽維德彭小峰也進入了前5。

從低碳財富榜的各子行業人數上看，經營太陽能的最多，有9位；經營充電電池的有4位；垃圾回收處理的有5位；水電和風能發電各有1位。這形象地說明低碳經濟帶來的巨大商機。

而在這場綠色競爭中，跨國公司明顯走在了前列。例如APP（中國）很早就開始關注減少碳排放這一問題。它們首先進行“碳足跡評估”，全面了解單位產品排放二氧化碳的水平，然后在企業中建立減排標桿，并為接下來設計減排項目提供依據。

據介紹，企業進行碳足跡評估一般分為兩步，首先是了解自己的碳排放量到底有多大，接下來就是看到底能有多大的改善機會。改善機會又分為3部分：經濟效益不大但社會效益重要的部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雙豐收的部分；暫時無法解決或技術不成熟、存在風險的部分。

愛普生亦在創建伊始就堅持 “致力環保，減少企業活動為環境造成負擔”的可持續發展經營理念。在這一理念指導下，愛普生將“小型化、節能化、整體生命周期與環境相和諧的商品”作為主要經營方向，以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承諾。愛普生通過綠色采購、環境友好型產品和完善的產品回收體系，最終實現在產品整個生命周期對環保的承諾。

豪華車巨頭寶馬也對“低碳”尤為關注。寶馬集團大中華區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史登科在11月24日—30日舉行的2009廣州車展上公開表示，寶馬對新能源車會一步到位。寶馬新一代5系中，氙氣大燈、轉向燈、三排式剎車尾燈都引入了LED光源，至于寶馬高技術含量的發動機和節油等美名早已廣為流傳。

百事和西門子等公司在中國建立了綠色節能大樓，可節能20%以上；戴爾、富士施樂集團在電子廢棄物分離利用方面的技術已走在世界前列；羅地亞集團在污水處理方面的技術十分領先……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在這場賽跑中，跨國公司已經領先中國企業一大步，而對于剛剛開始覺醒且缺少核心技術的中國企業來說，要想在未來的競爭中抓住機遇，實在是前所未有的挑戰。

“低碳”或催生產業洗牌“低碳模式將使企業和產業重新洗牌，將促使捷足先登的企業能順應趨勢，從而抓到商機，使固守的企業逐漸被淘汰。”海元律師事務所主任彭琰表示。

企業的重新洗牌，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從企業的內部來講，主動地實施低碳的經營競爭戰略，就必然需要調整經營計劃，包括生產成本的降低、產品生產周期的縮短、人員結構及數量的調整、銷售方法和銷售成本的重新定位等等，這些調整全部圍繞著降低能耗、降低成本并以提升產品附加值為軸心而設計的，這就逼迫企業的全體人員動腦筋，學習效率高、效益大的企業，進而把全部精力放在技術研發、產品升級和產業鏈發展的創新工作上來，而不是固守單靠花樣銷售和降價而競爭。

另一方面，從企業的外部來講，低碳的經營與競爭戰略一定給企業帶來無形的價值，而這種無形價值即“軟實力”，是隨著環境和情形的變化而不斷增添新內容的，也就是可以不斷升值的，是永遠不會失掉的，是區別于競爭對手的核心競爭力。這樣的軟實力，不僅使企業捕捉到更多的商機，開拓了更廣闊的市場，也同時帶來了橫向和縱向的合作，使企業從產業鏈的坐標系統中變強大。

而在“富煤、少氣、缺油”的中國，經濟發展一向是以高碳為特征，由“高碳”向“低碳”轉變的最大制約，便是整體科技水平落后、技術研發能力有限。盡管《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規定，發達國家有義務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轉讓，但實際情況與之相去甚遠，中國仍不得不主要依靠商業渠道引進。

低碳遵循著以最少、最低的能耗，產生出最多、最高的效益的原理，對于貧困越落后的人、企業和國家來說，更應該遵循這個原則，否則，就會進入惡性循環。這種社會發展趨勢必然導致以碳為核心的高技術的開發與應用，雖然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綠色經濟仍在低水平徘徊，但仍不能放棄在這一賽場的競爭，因為放棄這個戰場就意味著放棄未來的巨大機遇。

值得欣慰的是，我國企業也逐漸意識到這一市場的巨大潛力和戰略重要性，很多低碳技術、節能減排技術和新能源技術都不斷應運而生。例如為迎接2010年上海世博會，就有一大批低碳技術、通信技術面世。據悉，在能源方面，主要突出綠色世博和低碳世博的理念，重點開展清潔能源技術的科技攻關和示范應用。世博會期間，在世博園區及周邊將開展燃料電池汽車、電動汽車、超級電容汽車等各類新能源汽車共計1080輛的大規模示范運行。

但是除了技術，思想和制度的缺失也是我們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彭琰認為，對于某個產品的生產過程中產生了多少碳的排放，是完全可以計算出來的。例如，法國及歐盟的幾個國家，在超級市場上已經有產品貼上了含碳量的標簽。在今后的低碳社會里，任何產品、任何服務、任何消費行為和過程，都將有明確的碳排放的數量標志，每個人的生存及消費和每個企業的生產與經營對于碳排放的數量，就像我們在銀行里的信用記錄一樣，被毫不留情地公示出來，任何產品的碳量披露已成為法定規范，無可逃脫。“這就意味著建立碳標準，設立碳關稅，創造碳核心的法律屏障，是不存在著技術難題的，困難的只有思想的禁錮和法律制度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