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能源研究戰略科學家、中國工程院副院長杜祥琬作為總理顧問團成員參加了去年底哥本哈根大會。

“大論壇、大集市、大戰場”。2月2日，曾作為總理顧問團成員參加去年年底哥本哈根大會的中國工程院副院長杜祥琬接受記者采訪，談起此次大會留給他的印象時，仍舊興奮不已。

　　這位中國能源研究的戰略科學家，在哥本哈根大會期間發表了《主動承諾降低碳強度，中國須作出非凡努力》的演講，受到各界好評，并引起強烈反響。

　　在哥本哈根大會結束后，圍繞此次大會展開的后續討論一直如火如荼。對于各國首腦、中外媒體和科技界專家們所發表的種種觀點，杜祥琬的看法是：“可以說是百花齊放，也可以說是莫衷一是。”

　　“哥本哈根只是一個逗號，中國練好內功是根本。”對于中國未來的低碳能源戰略，杜祥琬有自己的看法。

　　博弈的焦點：

　　“捆綁”與“反捆綁”

　　“堅持《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的原則，發達國家2020年減排目標、全球減排的長期目標和發展中國家主動承擔的責任，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和技術支持，這4點是哥本哈根大會關注的焦點。”杜祥琬認為，如果以此來加以衡量，這次大會可以說是基本成功的。會議的結果堅持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巴厘島路線圖的已有內容，明確了氣候變化不超2度的控制目標和工作方向，堅持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多方參與的談判格局。而且，《哥本哈根協議》也表達了各方共同應對的積極意愿。

　　“不過，這次大會透露出的一個重要信息是，應對氣候變化已成了一個長期的、新的斗爭領域。”杜祥琬告訴記者，目前爭議的焦點是如何厘清“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在發達國家企圖逃避責任，并制約發展中國家發展這一背景下，“捆綁”與反“捆綁”成為政治博弈、經濟競爭的新焦點。與此同時，我國的壓力會進一步增大，“責任論”、“威脅論”會抬頭。

　　一系列的數據表明，從18世紀工業革命到1950年，在人類化石能源CO2總排放中，發達國家占95%；1950年到2000年間，發達國家仍占77%；今天，占世界人口22%的發達國家還在消耗70%的全球能源。即便是按照現在的承諾，2050年前美國人均排放仍是發展中國家的2.3～5.4倍。在這樣的事實面前，發達國家卻要發展中國家承擔過多的減排責任。對此，杜祥琬用一個形象的比喻給予了反駁：“用柴火取暖做飯的農婦怎能和資本家‘責任共擔’？”

　　“哥本哈根只是一個逗號，中國練好內功是根本。”杜祥琬告訴記者，我國在維護發展權的同時，主動作出降低碳排放強度的承諾，不僅是展現負責任的大國態度，更是我國轉變發展方式、真正走科學發展之路的內在需求。其中，核心的內涵就是“綠色、低碳的中國能源發展戰略”。

　　降低碳排放強度靠什么實現

　　在哥本哈根大會上，中國再次重申了自己的減排目標：1990年至2005年，中國單位GDP的CO2排放強度下降46%。在此基礎上，中國又提出，到2020年單位GDP的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我國主動承諾的降低碳排放強度靠什么來實現呢？杜祥琬認為，這主要靠3個途徑：一是節能、提效，降低能耗強度，可以借此降低26%～30%的碳排放量；二是發展非化石能源(包括核能、可再生能源)，降低8%～10%碳排放量；三是通過化石能源潔凈化，減少6%～7%的排放量。“通過這3個渠道，總計可以降低40%～47%的碳排放強度。”杜祥琬說。據他透露，中國的幾項主動承諾都是經過科學家反復論證得出的。

　　在杜祥琬看來，這3個發展方向是使得經濟、環境雙贏的“低碳、綠色能源戰略”的3個子戰略。通過這3個子戰略，中國要發展3種概念的綠色能源，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新型能源道路。

　　杜祥琬特別強調，節能提效是一項巨大、廉價的優質能源，是零污染的綠色能源，而我國節能潛力十分巨大。因此，必須提倡中國特色消費方式、生活方式，構建節約型消費體系：在全社會倡導“適度的物質消費、豐富的精神追求”的生活方式，反對“攀比奢華”的不良風氣。中國的人均能耗、人均轎車數、人均排污量、單位建筑面積能耗等必須控制到顯著低于國際水平，這是“節約型社會”的必然內涵，也是創新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必然要求。

　　此外，要潔凈化利用化石能源，特別是煤炭，使這一黑色能源“綠色化”。據杜祥琬介紹，煤炭目前是我國壓倒性主導能源，貢獻大，但較粗放(低效、污染、欠安全)。煤炭在總能源中的比重應逐步下降，2050年可壓至40%以下。煤炭年消耗的絕對量，近一二十年內仍會有所增加，經過努力，大約會在2030年達到峰值。此后，總能源的增量將由清潔新能源補充。煤炭的潔凈度、安全性和利用效率將逐步提高。煤炭的戰略地位將調整為重要的基礎能源。

　　他特別指出，要加快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發展，使其成為中國能源的綠色支柱。中國可再生能源的戰略地位將由補充傳統能源提升為替代能源乃至主導能源之一，并將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作出重要貢獻。現階段，為了適應可再生能源發展，需要構建智能電網、發展儲能技術。

　　不確定的要進一步研究

　　“迄今為止，哥本哈根大會已經舉行15次了。最近的這次是最熱鬧的。”杜祥琬認為，這表明一個自然科學的問題已經影響到了經濟、社會、民生領域，并進一步政治化了。

　　“在制定未來的發展戰略之前，我們首先要明確的一點是，哪些是確定的因素，哪些是不確定的因素。對于不確定的因素，我們要進一步加強研究，以增加自己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杜祥琬說。

　　據悉，截至目前，關于CO2有溫室氣體作用人們已形成共識，但是它對大氣升溫到底起了多大作用，現在各方仍存有異議。

　　1750年，大氣中的CO2濃度為250ppm，工業革命后逐步上升，現已達385ppm，并呈繼續上升趨勢。數據表明，工業革命以來大氣溫度總體呈上升趨勢，但有振蕩。這些都是可以確定的因素。但與此同時，還存在不確定的因素，那就是“影響氣候變化的自然和人為因素的定量估計問題”以及“大氣溫度變化的長周期和短周期的規律問題”。由于這些不確定因素，再加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處在完全不同的發展階段，責任和義務差別大。因此，“現在雖有一般性共識，但在尖銳的利益沖突面前，達成定量協議很難”，杜祥琬說。

　　為此，杜祥琬呼吁，我國科學家要在認識氣候變化方面進一步加強基礎研究，以增強我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我會在自己參與的戰略咨詢建議中進一步反映這個問題，這一點非常重要。”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