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中國新視角高峰論壇”于2010年2月3日在北京隆重召開。我們借互聯網新媒體之廣泛傳播，以百年視角，展望剛剛度過60年大慶的新中國未來。以1949為起點，我們置身于人類歷史長河，站在2049回望新中國。中國人，將一個什么樣的新中國帶向歷史，或者未來？搜狐公司與億萬網民，一起期待智慧啟迪。以下是搜狐財經現場專訪實錄：

　　嘉賓：侯艷麗 全球氣候行動中國項目主任

　　主持人：如果人們想要生活得更好，是否意味著要占用更多的社會資源？

　　侯艷麗：這個問題是不一定的，這個取決于我們今天討論的技術的話題，實際上我們現在比較多的討論是生產效率的問題，現在我們面臨著氣候變化這樣一個挑戰。在這種氣候變化挑戰的應對背景下，中國政府也提出了到2020年把我們的碳排放減少40%—45%，這個目標實際上是為了達到減少資源消費，減少資源利用。但是這種資源利用減少是否就意味著我們生活水平下降呢，不一定，所以是否要擁有更多的資源，我們更多的愿意把它認為是一個否定的話題。

　　主持人：您剛才談到抑制碳排放，在推行這種理念的時候，遇到最大的困難應該是什么？

　　侯艷麗：實際上最大的困難還是從根本上講是技術的問題，因為碳排放，要求一個低的碳排放，解決的根本路徑是低碳技術，先進技術，但是現在作為發展中國家，在高能效技術領域，以及新能源的技術領域我們都還存在和發達國家一定的差距，當然不否認我們在某些方面其實比較領先的，比如說風能、太陽能。

　　主持人：您覺得現在在環保和低碳方面，中國應該怎么樣才能拿回話語權？

　　侯艷麗：這個應該是全球的共識，無論國家大與小都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在發展上也是平等的，人與人之間無條件的平等，這是第一個。第二個，這個話語權我不是十分理解你這個更多的含義，因為從我工作的性質來講，你說話語權，我馬上自然反應到談判這個過程里面去，因為我們知道談判里面它的基本原則就是大家的話語權是平等的。

　　主持人：中國可以成為這件事的表帥，可以做到碳排放這樣的東西比別的國家要先進一點，有這種可能嗎？

　　侯艷麗：這個不僅僅是可能，應該說中國已經做到了，我們看到中國在十一五期間就已經做了20%的節能減排活動，而且我們也看到在過去的五年時間里面，我們通過一系列的努力，20%的目標已經能夠基本完成了，所以我想中國在這一方面應該是走在了前列。而在相同的時間階段內，我們再去看發達國家做一個對比，實際上那時候是發達國家第一階段京都議定書期間，應該把二氧化碳減少了，但是很多國家不降反升，所以這個已經形成非常鮮明的對比，包括以往跟媒體的交流里面，也經常講中國可以放下包袱，輕裝上陣。因為我們已經做了我們需要做，應該做的，而且我們做的努力非常大，所以我們應該去主動的在談判桌上更積極一些。

　　主持人：普及到百姓的層面，大眾對于這種低碳的概念的認知度如何？

　　侯艷麗：對于低碳這個概念大家應該是知道得比較多，尤其是在去年的一年，尤其在12月份哥本哈根會議，前方哥本哈根會場真是討論得非常激烈，但是我們也看到我們后方像我們國內大家無論老少都在關注哥本哈根談判，那么低碳應該成為大家生活里面一個非常普遍的概念。但是知道低碳兩個字究竟對這背后的認知有多少，我覺得這個我們還值得去探討。非常值得大家高興的就是低碳里面肯定是跟環保相關的，我們的公眾對環保這個概念是非常熟悉了，比如說在出去購物的時候要用環保袋，另外在家里選擇高能效的電冰箱、洗衣機，或者選擇節能燈管，隨手關燈一系列小事在我們公眾家庭里面已經意識到了。但是如果我們再上升一個層面，比如去談及企業，這個低碳的性質更多意味著低碳生產方式，低碳選擇使用，但是企業之間對這一塊應該說做得還不是完全夠。可以看到國有的大型企業如果他們的市場跟國際接軌比較多的話，他們已經做得相對好一點，但是國內的中小企業一方面他有他的短期利益的驅使，另一方面也有經濟方面的限制，所以低碳這塊做得還不夠，這是未來需要加強努力的方面。

　　主持人：至于您剛才說的中小企業，如果他從事環保和他這種短期利益之間有沒有一個平衡點可以協調他？

　　侯艷麗：如果談到環保概念的時候，實際上這里面已經有了另外一個話題，就是一個公共利益，如果讓企業采取這樣的低碳技術，利用這種低碳的能源，可以給公眾帶來利益，在這種條件下，實際上相對于中小企業的能力來講，我們希望能架構相關的政策機制，市場機制，也就是說給他提供一個平臺，讓他有能力，有意愿去接受，去使用低碳技術。當然這里面可能比較多的談到技術方面的知識產權問題，比如說專利權的使用，或者說如何去建設相關的研發，甚至是技術使用這樣的水平，這都需要有一系列政策來支持的。同時這里面如果有技術轉移，或者技術轉讓，就不僅僅是中小企業的問題，也已經關系到大企業，應該畢竟有轉讓方，怎么樣向中小企業轉移這樣的技術。另外也不影響他們的利益，也不影響他們的市場競爭力，當然他這個市場競爭力不是跟中小企業比，而是跟他同樣級別、水平的沒有做這種技術轉讓的企業相比，我們需要兩套這樣的政策機制，或者說一個綜合的政策機制，讓中小企業能夠從根本上最終拿到這樣的低碳技術。

　　主持人：現在社會上很流行說房奴、車奴，甚至養孩子都變成了孩奴，大家都時時刻刻處于這種焦慮中，但是他無法跳出來，大家還是要追逐我去買房，我去買車，您覺得到底是因為什么大家會有這種心理，甘愿讓自己忍受這種焦慮？

　　侯艷麗：我覺得實際上這是一種價值觀的選擇，現在在社會上這些問題主要存在年輕人里面。這可能就是我們價值觀的導向出現了問題，其實我們如果跟過去的相同年齡段的人相比，可能那個時候大家討論更多的時候是一些理想化的話題，我能為社會做什么，能掌握什么樣的技術，給別人帶來什么樣的利益，這些看上去是比較空話，非常泛的一些東西，但是恰恰抑制了自己很多貪婪的欲望，這是兩種不同的價值觀導致的。對于今天的年輕人而言，如果已經處在這種焦慮中，如果他已經意識到這種焦慮的話，我想無外乎兩種方式，第一個轉變你的價值觀，看看你是擁有什么，是讓你更滿足的，這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法。另外一個方法只能說可能會讓自己更焦慮，因為你如果說擺脫房奴，或者是孩奴這樣的狀況，可能一個直接的問題就是你要提高你的個人的能力去賺取更多的錢，去盡早把債務償還掉，但這個會不會再次增加你的焦慮呢？所以我想可能人最根本的還是要調整自己的價值觀。

　　主持人：還有一個問題，現在春節已經臨近了，而且還是這些年輕人，他出現另外一種情緒，就是不想回家，因為他掙的工資可能不多，然后他也不能滿足家里對他的期許，或者今年沒有帶回對象，他就覺得還是一種無奈，您覺得這種現象的產生跟整個社會環境，還有他個人的問題都有什么樣的關系嗎？

　　侯艷麗：我覺得這種現象的產生可能是年輕人作為本人來講，對自己的要求太高了。其實聽到這樣的問題，其實這樣的孩子挺讓人心疼的，因為實際上這是他個人對自己提出這樣的要求覺得不能完成家人對自己的期許，但實際上家人對你有這樣的期許，是出于愛。當然希望你帶回一個男友或者女友是出于愛，但是不能達到其他方面的期許，比如希望在經濟方面提供支持，我覺得這樣的顧慮應該放下，因為我不覺得任何一個父母會對孩子會有這樣的比較多的期望，因為無論怎么樣都希望在春節的團圓的時候還是希望孩子們能回到家里來，大家一起歡歡樂樂過春節，錢多多花，錢少少花。

　　主持人：好，今天的問題就是這些，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