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13日，潘家錚同志去世。我在兩天前去醫院看他時，他正在生死線上作最后的斗爭。他緊閉雙眼，極其艱難地呼吸著。我在醫院等了一個多小時，直到他勉強睜開眼睛，和我作最后的告別。他看著我，好像在說：“你們還要干啊！”是的，我們還要繼續前進。作為科技創新的旗手，你把中國的水電建設帶到世界領先的地位，我們還要繼續培養年輕一代，創造新的成績。

潘家錚同志在中國科學界有很高的聲望。他是兩院（中國科技院、中國工程院）院士，也是工程院成立后的第一屆副院長。但在水電界，我們還愿意叫他“潘總”，他是我們的潘總，他永遠是我們的潘總！我是在1958年水利和電力兩部合并后才逐步認識潘總的。1966年，新安江水電站遭遇建成后第一次大洪水的考驗，那是我國第一座以電廠的廠房頂溢流洪水的大壩。我帶領水利電力部的一位蘇聯專家，懷著崇敬的心情，爬上水電站的廠房頂，觀察溢流后的情況。我并沒有問設計者的姓名，因為新安江的設計單位——華東水電勘測設計院有好多位老資格的老總，我以為這肯定是出自名家之手。當時并不知道，設計者是一位年輕工程師，這位年輕人將原設計的實體重力壩改為大寬縫重力壩，并創造性地采取了許多先進措施，使這座壩高105米、庫容212億立方米、裝機容量66.25萬千瓦、當時新中國最大的水電站在短短三年內建成投產。周總理親筆寫下“為我國第一座自己設計和自制設備的大型水利發電站的勝利建設而歡呼！”新安江大壩的建成，為我國以后建設的丹江口、潘家口等十多座寬縫重力壩樹立了樣板，成為我國廣泛采用的一個壩型。

我知道潘家錚的名字，是在20世紀70年代建設葛洲壩的時候。有一次，我和部里的幾位司局長閑談，勸他們常去葛洲壩的設計單位長江水利委員會溝通，不要光用公文來往。他們說，長委的干部很驕傲，不太搭理他們。在談話中，他們談到，從北京去長委的技術干部，只有一個人非常受尊重，這個人叫潘家錚，他去長委時，還被邀請作報告。我才知道有這么一個人才，當時他是水利水電規劃設　 計院的總工。后經部黨組研究，調任水電部的總工。在多次工作中，感受到他那種追求真理、不懼權威的創新精神。

第一次是有關葛洲壩二江泄水閘下游消能設計的爭論。有一位國內的水工權威向中央提出，長委設計的輕型消能設計不安全，建議改為重型。我們委托潘總和曹楚生同志主持復查。他們研究后，肯定了原設計，否定了權威的意見。經過建成后的長期實踐考驗，證明了他們的結論。第二次是有關黃河龍羊峽的壩址安全問題。1983年，世界巖石力學權威、奧地利的繆勒先生在考察龍羊峽工地后，認為壩址地質不安全，需要大大增加工程量，使國內震驚。我們委托潘總去現場復查。他在現場主持討論后，認真分析了計算成果，否定了繆勒的意見，肯定了原設計。經過龍羊峽建成后長期運行的實踐，驗證了他否定外國權威的結論是正確的。

對潘總創新精神最嚴峻的考驗是承擔三峽論證領導小組的副組長兼總工程師，三峽能否興建、應否興建，是水利水電界長期爭論的大事。潘總過去所在的單位、他過去的領導和同事，很多都是“反對派”。水電部黨組建議由他任論證領導小組的副組長兼總工程師，對他的壓力是很大的。他義無反顧地接受下來，并兼任樞紐工程及地質組的專題組長。

這個專題組要答復的問題是：三峽工程建設是否會成為我國經濟建設中一個投資和工期都大大超過預算的“無底洞”？工程建設的實踐驗證了他們的論證。

潘家錚同志本人，并沒有國外留學的學歷和國外工作的經歷，他就是一位浙江大學畢業、在新中國建設中成長的科技干部，但他將新中國水電建設的技術水平，引領到世界第一位。他靠的是：扎實的理論基礎、高度負責的實踐精神；最基本的，是他對科學真理的熱忱追求。

只有真理，沒有權威，這是他的人生哲學。在工作和學習中，要“吃第一只螃蟹”，這是他的人生追求。

潘家錚同志走了，但他的功績將永遠屹立在中國的大地上，他的創新精神將永遠引領著我們繼續攀登科技的高峰！

2013年4月28日
（作者系全國政協原副主席，中國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