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深圳碳排放權交易平臺正式啟動已一個月，我國第一個強制碳市場正式運行，635家工業企業和200家大型公共建筑均被納入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同時誕生了中國首單碳排放權交易，這無疑在中國碳交易史上具有破冰的意義。

“國內的碳交易試點才剛剛開始，但國外的碳交易CDM都已經結束了。”李先生曾參與過清潔發展機制（CDM）項目，其中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基本上都是減排項目，從項目建設開始準備，減排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拿到國際市場上，賣給發達國家有碳排放需求的企業。”

在碳交易過程中，虛擬的標的物，國際減排的大環境，為炒作提供了可能。有炒作機構希望以類似炒鋼材的手法，以雙軌制的運營模式，通過數次拆分，炒高碳價，賣給排放超標的發達國家。

某碳匯基金工作人員郭先生（化名）稱，自己所在公司正在炒碳，“炒高了再賣給發達國家一些需要減排的企業。”除了股權投資，投資者還可以直接從該公司購買碳單位。“目前做這生意的人不多，利潤很好。”

不過，記者采訪發現，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國際碳交易存在著比較大的風險。有業內人士透露，CDM項目必須通過聯合國相關機構的核準，否則相關投資很可能就打水漂；而且該項目必須在建設成功后才能拿到錢。另外，在當前國際碳市場疲軟的情況下，被炒高的碳單位是否能賣出仍是個未知數。如果銷售不出去，炒家的利益很可能得不到保障。

而目前國內的碳交易也存在很多亂象。有場無市是當前的突出問題，人才也是一個軟肋。另外，在核查領域，就有不少機構都宣稱自己是唯一或者數家具有國內權威的核查機構之一。不少業內人士對國內碳交易的前景還存有疑慮。業內人士張峰估計，大部分咨詢公司和業主目前還處于觀望狀態。

交易標的只是“數字”

雖然數年前碳交易就已在中國興起，但時至今日，這個概念對很多人來說依然陌生。

與傳統意義上的交易不同，碳交易過程中并不存在實際的物品交換，就是說，買賣的并不是二氧化碳本身。

“交易標的只是一個被認可的數字，一個量。”業內人士這樣告訴記者。

碳交易的產生源于《京都議定書》的簽訂。為了防止全球氣候變暖，《京都議定書》規定，在2008年至2012年間，全球主要工業國家的工業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的排放量平均要低5.2％。為了減輕這些國家的減排壓力，京都議定書還確立了一些靈活機制，清潔能源機制（CDM）就是其中之一。

正是基于CDM，受到二氧化碳減排約束的發達國家企業和政府機構，可以通過技術轉讓或者資金投入的方式，與發展中國家的節能減排項目進行合作，從而獲得該項目降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抵扣其自身的排放量限額。基于由于這個原因，二氧化碳排放量才成為有價格的、可以用來交易的商品。

“上個月國內的碳交易試點才剛剛開始，但國外的碳交易CDM都已經結束了。”業內人士李先生告訴記者。

鑒于《京都議定書》規定的國際義務，要降低同樣額度的碳排放量，發達工業國家在本國實施的成本要遠遠高于在發展中國家，于是，越來越多的發達工業國家來到中國尋求清潔發展合作項目，中國企業也更加積極地參與到國際碳交易的活動中，市場潛力巨大。

李先生曾參與過CDM項目，其中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基本上都是減排項目，從項目建設開始準備，減排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拿到國際市場上，賣給發達國家有碳排放需求的企業。”

國際碳交易風險較大

不過，記者了解到，要完成一個CDM項目并不簡單。聯合國有一套對CDM項目進行審核的獨特規則，特別復雜。

有知情人士透露，自己在操作CDM項目時，依照的是聯合國設計的模型去做，這樣就相對容易通過注冊。經過聯合國認定的第三方機構再核準這個數字減排量等程序之后，這個數字就成了商品。

看上去是個無本生意，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國際碳交易也存在著較大的風險。有業內人士透露，CDM項目的風險在于該項目是不是CDM項目，必須通過聯合國相關機構的核準，如果通不過，就不能注冊，相關的投資很可能就打水漂。另外，該CDM項目被通過后，必須在建設成功后才能拿到錢。

而相比之下，發展中國家投入CDM項目的開發費用并不低。“一般而言，碳交易并不是項目投資的主因，而是附屬的增加值。”李先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