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突破資源和環境瓶頸，促進經濟社會與資源環境協調可持續發展，綠色低碳的發展方式是必然選擇。那么，應如何應對資源環境挑戰？中國石油報記者采訪了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清華大學原常務副校長何建坤。

記 者：面對全球氣候變化和環境資源約束日益嚴峻的現實，世界大國能源戰略發生了什么變化？

何建坤：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是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重要舉措，以化石能源為支撐的傳統能源體系將逐漸被以可再生能源為主體的新型能源體系取代。在此背景下，世界大國能源戰略出現新的動態，包括加快能源結構低碳化，歐盟及主要成員國制定2050年發電基本全部來自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規劃；視節能為“第一能源”，確立大幅度提高能效的目標，英、德、法等國計劃2050年能源消費總量比目前減少15%；開發非常規油氣，提高天然氣占比，美國天然氣在一次能源消費中比重升至30%；加大研發投入，如CCS技術、氫能技術、電動汽車等。

記 者：我國應如何應對日益增長的能源消費與日趨緊迫的氣候變化形勢？

何建坤：節能減排、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既是國內突破資源環境制約的迫切需求，也是在國際應對氣候變化進程中爭取主動所必需的戰略選擇。傳統的能源戰略思路難以適應新形勢要求，必須要有更廣闊的視角和思路。

能源戰略除了保障供給，還有一個職能就是調控需求，用科學的供給滿足合理的需求，改變經濟發展方式和社會消費方式。因此，我們要大力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單位能源消費的經濟效益，也就是要大幅降低單位GDP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要將能源安全納入國家外交戰略，加強國際能源合作，積極參與國際能源安全體系建設。還要加強先進能源技術的研發，推動其產業化，搶占技術制高點，打造低碳競爭力。

記 者：低碳發展是破除資源困境的有效路徑，您認為實現低碳發展的關鍵著力點是什么？

何建坤：大幅降低GDP的能源強度和二氧化碳強度，是當前低碳發展的核心內容和關鍵抓手。調整產業結構，提高能效，可降低GDP的能源強度；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可降低能源結構中的含碳率。兩者疊加，能夠促進GDP二氧化碳強度顯著下降。“十一五”期間，我國單位GDP能耗下降19.1%，年均下降4.2%，遠超發達國家水平，但仍為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是美國的2.5倍，日本的4.3倍。這主要是重化工業產業特征和產品價值鏈低等結構性因素所致。

“十三五”以后，我國還要進行總量控制，主要是煤炭消費總量和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控制。要設定一個總量目標。如果經濟增長比較快，就必須大幅度降低單位GDP能耗。

同時，要探索二氧化碳排放何時達到峰值并開始下降。據研究，2030年前后，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的基本完成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二氧化碳排放量有可能達到峰值。

這要求工業部門二氧化碳排放與能源消費必須率先達到峰值。隨著工業化的基本完成及產業結構調整的加速，工業部門能源消費有可能趨于飽和。

與此同時，建筑和交通對能源的需求還會有一定程度的持續增加。建筑和交通能源消費的增加主要依靠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增長來滿足，這樣化石能源消費特別是煤炭消費就可以達到峰值，二氧化碳排放也將趨于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