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李樸民表示，今年發改委將加快完善資源性產品價格的形成機制，積極推動電力、天然氣、水、鐵路、航空等領域的改革，完善民用水、電、氣等階梯價格制度。

由于人們對資源性產品價格波動非常敏感，其價格形成機制的改革向來牽動人心。北京理工大學能源與環境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王科認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理順能源價格關系，有助于企業提高能源效率，減少生活生產中普遍存在的能源浪費，是我國“能源減貧”的核心與關鍵。

“中國特色”能源貧困——兩類問題同時存在

我國的特殊國情決定了我國同時存在表現為現代清潔能源不可獲得的發展中國家能源貧困問題，以及表現為生活能源不可支付的發達國家燃料貧困問題。

今年年初，北京理工大學能源與環境政策研究中心首次發布了《我國區域能源貧困指數》研究報告。實際上，能源貧困（Energy Poverty）并不是一個新鮮詞。早在2002年，國際能源署（IEA）編著的《世界能源展望》就專門開辟了“能源貧困”一章，并延續至今。

目前，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IEA、世界銀行等多家世界權威機構均多次發布相關研究報告。

王科介紹，雖然我國目前的電力覆蓋率已達到98%以上，但在農村地區，燃燒秸稈等傳統生物質能來取暖、做飯的現象還是非常普遍，即采用非清潔的方式消費傳統生物質能源的現象依然常見。

同時，由于我國南方大部分地區沒有集中供暖，居住在冬季氣溫較低的南方地區的居民想要維持舒適的室內溫度，就必須采用空調制暖、電暖氣、壁掛爐等自供暖方式。與集中式供暖相比，這種分布式供暖的相對成本更高，給低收入人群帶來的壓力更大。

因此，我國的特殊國情決定了我國同時存在表現為現代清潔能源不可獲得的發展中國家能源貧困問題，以及表現為生活能源不可支付的發達國家燃料貧困（Fuel Poverty）問題。在這個基礎上，中國能源貧困的概念是：在公平獲取和安全消費充足的、可支付的、高質量的、環境友好的和有發展潛力的能源方面存在困難。

《我國區域能源貧困指數》報告從能源服務可獲得性、能源消費清潔性、能源管理完備性及生活用能可支付性和高效性這四個維度構建了中國能源貧困評估指標體系。指數數值越低，表示能源貧困程度越不顯著。

打破能源稟賦限制——加大政府調控力度

在現有機制下，最有效的辦法是加大政府調控和引導力度。應將緩解能源貧困的思想引入政策制定過程中。但從根本上說，還是要依靠市場。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通過合理的政策鼓勵并引導大型能源企業提高能源效率、加強煤炭清潔化利用。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進步，2000年至2011年，我國能源貧困綜合指數持續下降。王科認為，這基本上可以看作是經濟發展和人均GDP提高帶來的自然遞減。從能源消費清潔性指數來看，這12年并無顯著變化，也就是說，這一時期全國整體生活能源消費結構并未發生明顯改變，從低碳化和現代化兩個方面反映的生活能源消費清潔性沒有得到顯著優化。

王科指出，在我國富煤、貧油、少氣的能源稟賦限制下，想要加強能源消費的清潔性，政府必須加大調控力度。迄今為止，我國還沒有專門針對能源貧困的政策，但一些相關政策產生的協同效應不可忽視。例如近年來，北京市進行大規模“煤改氣”；推行高能耗企業搬遷；通過機動車尾號限行、購車搖號制度控制機動車增長速度等。這些相對強力的政策雖然引發了諸多爭議，但在緩解能源貧困方面的協同效應非常明顯，這也是北京“能源減貧”速度快于全國平均速度的主要原因。

當然，在全國范圍內推行“煤改氣”并不現實，但通過大規模的清潔能源輸入和調度，也能有效實現能源結構優化。西氣東輸、西電東送等國家重點工程就是為改變經濟發展布局、實現全國資源合理調度的典型措施。

另外，農村傳統生物質能的非清潔化利用也是造成我國部分地區能源貧困指數較高的原因。在南方部分農村地區，家用沼氣池已推廣多年，但效果并不明顯。除了成本問題之外，后期技術支持和管理不到位，無法滿足冬季低溫帶來的持續需求，因此，農村居民更多采用燃燒傳統生物質能的方式。這既浪費了資源，又直接影響了所在城市的空氣質量。

王科認為，在傳統糧食產地，政府應引導企業將秸稈等傳統生物質能轉換成電力、生物乙醇等清潔能源，并推廣給農村居民。現階段，這種集中式的生物質能開發利用方式要比一家一戶的分布式能源更具可推廣性。在森林資源較為豐富的地區，則可將樹木生長自然掉落的枝蔓藤條等森林垃圾添加助燃劑來發電，或者加工成建筑材料。我國生物質能非常豐富，只要政府合理引導，這個產業將獲得非常廣闊的發展空間。

“在現有機制下，最有效的辦法是加大政府調控和引導力度。應將緩解能源貧困的思想引入政策的制定過程中。但從根本上說，還是要依靠市場。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通過合理的政策鼓勵并引導大型能源企業提高能源效率、加強煤炭清潔化利用。”王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