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中國煉油產能過剩”的觀點受到關注，即基于2013年全國煉油能力利用率67%的數據，同鋼鐵行業產能過剩仍有72%~75%的利用率相對照，提出中國煉油能力已經過剩，馬上就要嚴重過剩的觀點。這恰巧回應了最近3年來業界對于煉油產能快速擴張合理性的質疑。

就目前中國煉油行業的內外部綜合環境而言，筆者認可這一對客觀現實的觀察，但同時也認為這一判斷存在過于簡單化的風險。筆者這一觀點背后的邏輯就是，即便你通過觸覺感受到柱子、繩子或者一面墻，但這些真實感受并不足以支持你能夠正確地認識一頭大象。

國內煉油能力67%的利用率，且不說跟近鄰韓國前幾大煉油企業90%以上的開工率比，距離85%這個較為理想的指標確實也有不小的差距。這的確是令人頭疼的落后現實。不過，產能過剩本身是個相對的概念，一方面是產能，另一方面是需求。需求增長若無法期待，產能才成為問題。所以，要認識中國煉油能力這頭“大象”，僅看利用率平均水平是不夠的。無論是煉油能力的潛在技術效率，還是裝備利用率的分布情況，或是需求一側的情況，都有必要了解。

當今世界煉化行業的大型化、基地化、一體化已成趨勢。這意味著生產一側的潛在技術效率。2012年和2013年的數據顯示，我國煉油能力已超過每年6億噸的規模，位居全球第二。千萬噸級的煉油企業達到24家，產能超過3億噸，約占全國產能一半稍強。其中，有22家隸屬中國石油和中國石化兩大集團。這使得中國石化和中國石油煉油平均規模分別達到每年778萬噸和658萬噸。與此同時，國內卻有百余家規模在200萬噸級以下的煉油企業，占全國產能的8%稍弱。這些基本數據說明，我國煉廠的潛在技術效率總體平均水平依然不高，且分布不平衡。

由于現行的原油配置政策，多數地方民營煉廠不能獲得穩定的原料供應，依靠少量不穩定的原油和大量高成本的進口燃料油，若能實現40%以上的開工率就已經屬于樂觀狀態了。自然，地方民營煉廠的開工率拉低了全國煉油行業的平均生產能力利用率。可就算是在這種條件下，這些潛在技術效率低、生產能力利用率低、原料成本高的小型煉廠依然能夠存活的事實透露了很多重要的信息，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中國的成品油政府定價足夠高。

所以，這就不難理解業內專家對產能過剩憂心忡忡的原因。筆者長期跟蹤發現，若在新加坡成品油現貨市場價格基礎上，加上運保費作為到岸價格，支付進口關稅、給予批發零售環節合理的利潤率，再加上所有環節增值稅及從量消費稅進行計算，我們會發現自2008年6月以后，這個“放開成品油進口，成品油批發零售環節合理競爭”意義的影子價格總是低于國內的同期政府定價。即便如此，煉化企業也不是普遍盈利的。也就是說，以中國煉油企業的總體效率，同韓國、印度、日本、新加坡煉廠在國際市場競爭，基本沒有可能。目前中國國內市場的成品油需求主要靠本土成品油供應，不受進口成品油沖擊已然是幸運的了。沿著這個思路，大家可以明白，煉油效率足夠高是判斷產能真正過剩的必要條件。低效率廠商不能獲得滿意的市場份額，導致開工率不足，不意味著具有經濟意義的產能過剩。缺乏效率，在開放市場中，再低的產能也有可能成為過剩產能。

需要及時說明的是，對于中國煉油企業總體效率偏低的判斷并不排除個別企業實現高效率的可能，更不否認優秀煉油企業存在的現實。剔除煉廠規模和投產年代差異等因素，國內煉廠的生產效率和財務績效差異仍是巨大的。其實，對于中國成品油高油價和煉廠普遍虧損并存的悖論，一味地詬病壟斷雖然快意，但不公平，至少是不夠全面、客觀的。由于眾所周知的歷史和現實原因，太多的國企央企承擔了一些至少在規范市場經濟體制下被普遍視為過分的“社會責任”。石油系統內，很多基層單位的冗員問題至今不能根據市場規則得到解決。而中國大型煉廠的員工數量數十倍于國外相同規模的煉廠也是非常普遍的現象。我們很難期待這些煉油企業能夠在國際市場上爭奪一席之地。

當然，最近幾年各地大型煉油設施投資增長過快的推手離不開地方政府對政績的追逐和石化企業對市場的爭奪，但這不足以造就真正意義的產能過剩。高成本的沒有被迫停產關閉，小規模的沒有被淘汰，低效率的沒有去“瘦身”。如同自然界食肉動物的饑餓有可能是因為獵物數量的增長沒能抵消捕食能力的衰退。我們看到的“產能過剩”只是捕獲的獵物變少，并不是捕食者變多，或者獵物變少。

在筆者看來，之所以有人提出“煉油行業產能過剩”的論斷，并非意在嚇退潛在的行業進入者，或者希望政府繼續整頓小煉廠，而是對于政府進一步理順體制、改進政策、企業不斷提升效率有所期望。中國煉油產能過剩或許只是個偽命題。

（作者：王煒瀚，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能源經濟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