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坤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清華大學低碳經濟研究院院長。曾擔任清華大學常務副校長、校務委員會副主任、低碳能源實驗室主任，并曾兼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主要學術研究領域為能源系統工程、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戰略與政策。作為主要負責人承擔多項國家科技計劃課題及重大國際合作項目，曾為國家科技支撐計劃“十一五”、“十二五”重大項目技術負責人，國家973科技項目首席科學家。現兼任中國能源研究會副理事長，中國可持續發展研究會副理事長等職。

記者：您認為嚴重霧霾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何建坤：霧霾形成的原因很復雜，既有一次污染物的排放，又有二次污染物的形成。追根溯源這些污染物從哪里排出是相當復雜的，不同的專家采用不同的計算方法得出的結論有很大區別。但是有一點大家的觀點比較一致，那就是化石能源消費形成的污染物大約要占到形成霧霾污染物的60%以上。因此治理霧霾問題，最重要的就是要減少化石能源的生產和消費。

目前來看，對化石能源的利用過程要加大治理力度，減少污染物的排放。如提高油品質量、減少散煤利用、加大煤炭脫硫脫硝力度等。但最關鍵的還是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費總量，總量下不去末端治理的收效有限。

“加大能源變革力度，促使碳排放峰值早日到來”

記者：您認為能源生產和消費方式變革的內涵是什么？

何建坤：能源生產和消費方式變革是世界發展的趨勢，這一趨勢已經越來越明顯，且變革力度也越來越激烈。我國提出能源生產和消費方式變革是順應世界潮流的一個戰略選擇。

國際社會的能源變革始于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之后，直接動因是保障能源安全。為了保障能源安全，西方國家開始尋找替代能源，當時最主要的是核能、水電、風電等非化石能源。這些非化石能源當時被稱作替代能源，意思就是用來替代石油，以緩解西方國家對石油資源的過度依賴。

記者：就是說當時國際社會發展非化石能源的目的就是替代石油？

何建坤：對，最初的目的主要在于此。除了積極尋找替代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也成為西方國家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措施。在石油危機之前，西方國家無節制地使用廉價的石油資源來滿足自身經濟發展的需求。石油危機之后，提高化石能源利用效率逐漸成為國際社會主流趨勢，節能開始成為工業生產過程中的重要部分，并與能源結構的轉型一起構成了西方國家能源生產和消費方式變革的主要內容。

記者：70年代西方國家的能源變革取得了什么成效？對我國有哪些借鑒意義？

何建坤：發達國家在上世紀70年代大多已經完成了工業化，能源需求增長相對緩慢，為非化石能源成為增量能源主力創造了環境，同時也使得非化石能源有條件逐步替代化石能源，優化了能源結構。因此，發達國家人均CO2排放和人均能源消費大多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達到了峰值。

西方國家能源變革取得成效的先提條件是完成了工業化，能源需求增長放緩，為能源結構轉型創造了條件。目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在一段時間之內，能源需求增長壓力將一直持續，改善能源結構的任務就更為艱巨。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克服困難，不能放任能源需求無節制增長，要將能源消費總量控制落實到位。只有當非化石能源新增供應量能夠滿足總能源需求增量時，碳排放才能達到峰值并開始下降。我國只有加大能源變革的力度，才能使碳排放峰值盡可能早于能源消費峰值到來，從而實現低碳轉型發展。

“把節能放在比開發更優先地位，使節能成為第一能源”

記者：對于促進我國碳排放峰值早于能源消費峰值到來，您認為當下切實可行的措施是什么？

何建坤：我認為首先是將節能放到更重要的位置。目前世界上主要大國都將節能和提高能效放在重要位置，石油危機之后發達國家開始注重節能，當時提出要把節能作為與煤炭、石油、天然氣和核能這四種主要能源形式并列的第五大能源。

對于仍處在工業化發展階段的我國而言，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能源消費在相當一段時期之內還要有持續的增加，我們面臨的環境壓力和碳減排壓力形勢十分嚴峻。因此，要進一步把節能放在比能源開發更優先的地位，使節能成為第一大能源。大幅度地降低單位GDP能耗，提高單位能源消費的產出效益，就是我們當前努力的目標和核心內容。

其次是要大力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要改善能源的結構。在這個過程當中，結合我國實際情況，核能仍然是我國新能源發展當中不可替代的一種重要能源形式。為滿足我國快速增長的能源需求，目前核電技術成熟，可以大規模地有效替代煤電。

記者：有觀點認為天然氣發電也可以成為主力電源，您怎么看？

何建坤：發展天然氣也是一種重要的選擇，雖然天然氣也是化石能源，但是天然氣和煤炭相比更為清潔、高效、低碳。天然氣排放的污染物要比煤炭低得多，利用效率也比煤炭高得多，而且單位熱值的CO2排放比煤炭低40%以上。

所以，用天然氣取代煤炭也是能源變革的重要選擇。

但是目前我國天然氣供需并不平衡，因此，我國除了要通過國際市場和加大國內常規天然氣的開發之外，也應該將開發非常規天然氣作為改善能源結構，推進能源變革的重要選項，這也是解決京津冀地區霧霾天氣的一個非常重要手段。

另外，天然氣應該優先保證終端利用和民用，其替代煤炭的環境效果遠大于替代煤炭發電。

“第三次能源變革對我國是大機遇也是大挑戰”

記者：作為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的專家，您認為當前的氣候談判對我國來講是機遇還是挑戰？

何建坤：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是國際社會為應對日益嚴峻的全球氣候形勢所采取的一種主動措施，應對氣候變化的核心是減緩溫室氣體排放，其中主要是化石能源消費的CO2排放。因此，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合作進程已成為推動當前能源體系變革的重要驅動因素。

第一次能源變革是煤炭替代木柴，第二次能源變革是石油替代煤炭。這種變革主要是在科技進步推動下的一種經濟行為。煤炭替代木柴是因為發明了蒸汽機，煤炭比木柴更適合。石油替代煤炭是因為內燃機的發明，使用石油比使用煤炭更方便經濟。

而當前正在進行的第三次能源變革是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它并不完全是因為科技進步推動下的經濟因素，而是人類出于應對全球環境危機和促進人類社會與地球環境和諧與可持續發展的一種戰略選擇。

因此，同前兩次能源變革水到渠成不同，當前的能源變革是人類社會主動推進的一場更為緊迫的變革，因此也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價，需要國際社會一起努力，推進科技進步，實現新能源變革的目標。

為達到新一輪能源變革的目標，將給世界帶來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新的就業機會，成為世界新一輪技術競爭的熱點和前沿領域，對各個國家而言都孕育著挑戰和機遇，我國當然不會例外。

記者：您認為在此次能源變革中我國應注意哪些問題？

何建坤：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實現低碳發展，既是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核心對策，也是可持續發展的內在需要，兩者具有非常明顯的協同效益。聯合國環境署做過一個測算，以全球溫升不超過2°C的目標和沒有這樣一個目標相比，未來40年之內全球每年會在新能源領域中新增投資1.2萬億美元，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新的經濟增長點。所以，發達國家要利用他們的技術優勢，向發展中國家擴散技術，占領發展中國家的市場。

對于我國而言，在一段時間之內，政府仍需在推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并最終推動我國可再生能源市場化的進一步完善。

在能源變革的歷史趨勢下，我國只能參與這樣的競爭，適應這樣的潮流。我們要有自己的特點和競爭力，在競爭當中取勝，取得我國低碳發展的核心競爭力。如果沒有這樣的競爭力，仍然固守高碳發展模式和落后技術，只能越來越被邊緣化，喪失我國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機會。所以，要積極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以順應世界潮流，促進我國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