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說要向霧霾等污染宣戰，可不是說向老天爺宣戰，而是要向我們自身粗放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來宣戰。”2014年3月13日上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人民大會堂的中外記者會上談及霧霾時，擲地有聲地說道。

李克強說，這不僅是要讓人民群眾提高自身防護意識，更是給政府增加責任。今年我們主動加壓，加大降耗力度，也就是確定能源消耗強度要下降3.9%，而去年實際完成是下降3.7%，這意味著要減少2.2億噸煤炭消耗。

要全面落實總理向全世界發出的鄭重承諾，降低煤炭消耗，唯一的出路就是要調整傳統能源結構，提高清潔能源在能源消費中的比重。正如李克強總理2月12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加強霧霾等大氣污染治理時所強調的那樣，在抓緊完善現有政策的基礎上，要進一步加快調整能源結構。實施跨區送電項目，合理控制煤炭消費總量，推廣使用潔凈能源。

國家的這一重大決策，無疑給電力行業施加了新的壓力，提出了新的挑戰。同時，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改革破困、提速發展的機遇。

發電：促進多元化投資結構

2014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公司(以下簡稱“中電投”)總經理陸啟洲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透露，中電投將在今年啟動混合所有制改革，將允許民資參股部分中電投旗下子公司和建設項目，民資參股比例將達三分之一。并強調，民資可以參股和投資中電投旗下的所有業務，中電投不會在業務上給民資設立苛刻的限制。

陸啟洲進一步解釋，“要直接參股中電投母公司對民資來說不太現實。中電投目前的資產規模超過6000億元，即便民資占比10%，也要600多億元。普通民資企業暫時沒有這個能力。”而開放子公司和建設項目給民資，可行性更高，同時可以發揮民資靈活性高、決策快等優勢。

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優化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加快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同時，制定非國有資本參與中央企業投資項目辦法，在金融、石油、電力、鐵路、電信、資源開發、公用事業等領域，向非國有資本推出一批投資項目。混合所有制改革，特別是電力、石油等能源企業的改革動向，一直是兩會代表委員和各界熱議的話題，其焦點集中于投資形式、投資方向和參股比例等。

在發電行業，民資主要集中在以太陽能發電和風力發電為主的新能源領域。民資在新能源領域的活躍，不僅刺激和促進了電力行業傳統的經營機制，同時也促進了我國清潔能源的發展。然而，電力投資領域的市場機制并不完善，缺乏有效的市場激勵，企業的利潤往往取決于政府的政策，削弱了市場在發電行業中發揮的作用，出現盲目投資現象，這在近年來風力發電和太陽能發電等新能源領域的投資冷熱交替中可見一斑。

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在能源領域國家繼續向市場、社會、企業放權，在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民營經濟將繼續體現在風力發電和太陽能發電等行業的優勢，同時，隨著市場范圍的不斷擴大，必然會進一步帶來市場主體增多和供應增加，使競爭更加充分、更為完備，配置資源的效率更高，這已經成為各國電力市場建設的經驗總結。

輸配：構建全國統一的電力市場

2013年，上海市電力需求總量增長很快。盡管工業用電量在下降，但居民人均用電全國第一、服務業用電全國第一。自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貿區掛牌成立后，上海浦東板塊的用電量每月都會增長20%以上，這一增長大多來自金融等行業用電量的速猛增加。這雖然給上海電力供應帶來了極大的壓力，但并未出現“電荒”。全國人大代表、國網上海市電力公司總經理馮軍將之歸功于主要來自四川向家壩和浙江新安江、富川江水電等多方“外援”電力。

我國的電力供需，盡管全國范圍內總體平衡，但地區間電力富余與局部緊張并存。我國常規的電力能源資源主要以煤炭和水為主，其分布和區域經濟發展很不均衡：約三分之二的煤炭資源分布在山西、內蒙古、陜西、新疆等西北部地區;約80%的水能資源分布在四川、云南、西藏等西南部地區;中東部及沿海地區的電力負荷占全國的三分之二以上，但能源資源卻十分貧乏。

因此，2014年全國兩會上，以山西為代表的電力“富余”地區，呼吁建立電力外送通道;而來自江西、重慶等電力“緊缺”地區的代表，則希望外來電力助力本地經濟發展。

然而，長期以來，我國電力工業形成了“省為實體，就地平衡、分區域平衡”的發展模式。近年來，隨著我國一次能源與用電需求分布不均衡的矛盾不斷加劇，部分區域電網內原有的平衡格局已被打破，跨區域優化配置資源的需求更為迫切。因此，中國能源研究會副會長周小謙建議“構建全國統一電力市場，這樣就能夠讓遠水解近渴成為現實。”中國電力科學研究院副總工程師、北京市政協副主席、臺盟北京市委主委蔡國雄也認為，與區域市場相比，構建全國統一的電力市場，更符合我國電力發展要求。

此外，據蔡國雄介紹，水電、風電、光伏等可再生能源近年來發展勢頭迅猛。到2015年，全國常規水電、風電和太陽能發電將分別達到2.6億千瓦、1億千瓦和2100萬千瓦;2020年，風電裝機將超過2億千瓦，光伏發電超過5000萬千瓦。從地域分布來看，未來我國新增水電的80%分布在西南地區，風電的85%以上分布在“三北”地區，西北、內蒙古等地區的大型光伏電站占有較大份額。

而這些清潔能源富集區的電力需求規模很小，僅靠區域內自身消納難以支撐清潔能源的大規模開發。到2020年，我國需要跨區外送的水電規模將達到7600萬千瓦，外送電量占全國水電總發電量的25%;需要跨區外送的風電規模將達到8000萬千瓦，外送電量占全國風電總發電量的40%以上。

相對于區域市場，國家市場優化配置資源的潛力更大、效率更高。我國電源分布的區域特征明顯，區域內部發電資源互補性差，優化配置空間有限。而區域間由于互補性明顯，跨區資源優化配置的潛力很大。煤電為主的華北、華東地區與水電為主的華中地區水火互濟效益顯著。華北、華東、華中等電力輸入地區與東北、西北等電力輸出地區，可以在大范圍平衡電力供需、調劑余缺。此外，隨著市場范圍的不斷擴大，還可以獲得錯峰避峰、跨流域補償、減少備用等綜合效益。

因此，無論是緩解我國能源逆向分布的矛盾，打破電力供需區域間的不平衡，還是緩解中東部地區持續大范圍的霧霾，提高清潔能源在我國一次能源中的比重，都讓全國統一電力市場的構建顯得尤為重要，更為迫切。

需求：引入靈活的價格機制

從2014年4月1日起，甘肅省開始執行峰谷分時電價。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調整銷售電價分類結構有關問題的通知》要求，《甘肅省電網銷售電價說明》對各類電價的適用范圍做了十分細致的劃分，將電價分為居民生活用電價、大工業用電價、農業生產用電價、一般工商業用電價、躉售用電價等五大類。除農業排灌、躉售用電、行政事業單位、學校等規定部門不實行峰谷分時電價外，其他所有用戶均執行峰谷分時電價辦法。而省內居民用戶在執行居民生活用電階梯電價的同時，可以自主選擇是否執行峰谷分時電價。

實行峰谷分時電價將根據用戶的月平均功率因數來調整電價，根據計算的月平均功率因數，高于或低于規定標準時，按照規定的分類電價計算出當月分類電費后，再按照“功率因數調整電費表”所規定的百分數計算增減電費，其中基金及附加不參與功率因數調整。

電力改革最核心和敏感的問題就是電價問題，而我國的電價改革嚴重滯后。2003年，作為電力體制改革的配套方案，國務院頒布的《電價改革方案》(國辦發[2003]62號)尚未完全貫徹執行。獨立的輸配電價還未形成，電價傳導機制不健全，電價還不能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和電力市場供求關系。特別是“十一五”期間，在煤炭等資源類產品價格大幅上漲的推動下，電價不僅不能反映資源稀缺性和供求關系，甚至不能反映發電成本。

由于政府定價造成電價失真，價格無法有效地向下游傳導，市場難以發揮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導致火電企業嚴重虧損，有些企業現金流斷裂，無力組織生產，這也是造成這一時期缺電的原因之一。

在這種情況下，資源價格市場化成為破解之策。《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市場，政府不進行不當干預;將推進石油、天然氣、電力領域價格改革，放開競爭性環節價格。

由此可見，如果將“由政府定價到政府指導價”定義為我國能源價格的第一次電價改革，那這次“走向市場化”可以說是意義深遠的第二次電價改革。隨著2012年7月1日居民用電階梯電價在全國試行，我國的第二次電價改革已啟動。之后，2013年12月發改委進一步完善居民階梯電價制度，要求各地區2015年年底前出臺政策全面推行居民用電峰谷電價。

階梯電價實施后，一些地區居民用電增幅放緩，階梯電價引導節約用電正效應初現。而峰谷分時電價，必將進一步刺激我國合理的消費用電方式，轉變粗放式的電力消費，提升用能效率，從而有力推動能源結構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