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中美兩國發表《氣候變化聯合聲明》，提出“中美兩國采取強有力的適合國情的大規模的雙邊合作行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至關重要。這些行動對于遏制氣候變化和樹立強有力的鼓舞世界的榜樣，都是極為重要的”。

中美是環境足跡總量最大的兩個國家，兩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占全球40%以上。目前，兩國的經濟發展都嚴重依賴于煤炭、天然氣、石油等化石能源。

雖然兩國已在低碳項目開展合作，但實現大幅減排仍需雙方付出更為巨大和持久的努力。清潔能源合作有利于兩國的經濟發展、能源安全和氣候變化減緩行動。

清潔能源合作的早期階段

中美兩國已在清潔能源項目上開展合作，一些項目已為兩國帶來利益，阿米那能源環保技術公司（LPAmina）等案例就是實證。位于北卡羅來納州的阿米那公司開發了一種新型煤粉分離器的專利，能阻止較大煤粉顆粒進入鍋爐，從而使氮氧化物排放量減少15%，并小幅提高能效。雖然這一新型分離器優點眾多，但由于缺乏示范，美國消費者不愿買單。

在此情況下，阿米那公司參加了中美清潔能源研究中心（CERC）的聯合研發項目和研討會，并將一臺新型分離器安裝在中國東部安徽省的鳳臺發電廠。通過這次成功的示范，阿米那公司獲取了市場信任，將技術推銷到美國電廠直至全球各地。這項技術不但能減少電廠污染，還能增加美國制造業的就業。生產每臺分離器每月需要10-20名工人，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西弗吉尼亞州等地的制造商紛紛加入了生產。

阿米那公司只是眾多成功案例之一，展示了中美合作在推動兩國及全球低碳項目方面的巨大潛力。與此同時，中美兩國在科研、企業和政府層面都開展了積極的清潔能源領域的合作。

在科研層面：中美科學家和工程師之間的合作尤為有利，能使不同專業領域的人群實現數據和理念共享，從而開啟全新發現。例如，華能能源、勞倫斯利弗莫爾國家實驗室和杜克能源公司在杜克能源吉布森電廠和華能石洞口電廠聯合建立了碳捕集與封存（CCS）成本分析模型，為這兩個電廠進行CCS比較優勢模型分析提供了便利。

對于兩國企業而言，合作能夠分散風險。通過合作，能夠大幅拓展市場機遇，從而推動技術進步，同時還能推動技術更高效地向全鏈條發展前進。阿米那公司的案例表明，一項具有潛在優勢的技術由于在某一國家缺乏機遇，可能會陷入困境。而通過合作，能夠克服缺乏示范機遇等種種障礙。波音、霍尼韋爾、中石油、中國國航等中美企業正在合作研發客機生物燃料。在該合作項目下，2011年中國一架波音747飛機試飛成功，本次試飛的航空燃料中，傳統航空煤油與航空生物燃料各占50%。

中美兩國政府也開展了合作。這一層面的合作對于清潔能源技術的大規模應用、幫助企業和科研人員把握能源發展趨勢至關重要。除上文提及的中美清潔能源研究中心外，中美清潔能源伙伴關系是政府合作的又一范例。該項目支持兩國繪制可再生能源利用地圖，舉辦中美可再生能源論壇，并促進兩國分享最佳實踐。

加強中美清潔能源合作的三種途徑

上述早期項目前景廣闊，并已取得一定進展。但兩國還需付出更加巨大和持久的努力，才能真正推廣清潔能源，實現大幅減排目標。

首先，科研人員、企業和政府應開展合作而非采取單獨行動。兩國通過中美清潔能源研究中心和中美可再生能源伙伴關系等機制鼓勵多層次合作，已經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有更多工作要做。

其次，環境政策是擴大合作的重要領域。歷史上，中美合作往往偏重于科技領域，而忽視了科技和政策之間的重要交流。這種合作方式無法解決技術應用的環境影響問題，而這一問題卻是未來可持續能源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未來兩國合作應同時關注清潔能源部署的技術和政策問題。方法之一是，由兩國發起跨部門或跨部門對話平臺，專門針對清潔能源部署的環境政策（如國家可再生能源計劃等）開展對話。

最后，應加強中美清潔能源合作的延續性和協調性。2013年7月，中美氣候變化工作組成立，目標是召集相關部門共同促進低碳發展。但是，工作組的合作范圍僅限于五個領域。工作組及今后成立的其他機構需要增強力量，更好地協調兩國在清潔能源方面的持久和長期合作。

當今世界，企業和產品已實現了全球化。在這一背景下，中美清潔能源合作不僅有益于兩國，也將開啟一場利用和聯合中美兩國工程師、科學家、企業和政府部門的集體創造力的清潔能源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