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俄羅斯總統普京接受中國媒體聯合采訪時表示，中俄兩國一貫朝著建立戰略能源聯盟的方向前進。雙方正在實施通過“斯科沃羅季諾—漠河”管道向中國提供原油的大項目，此項目價值超過600億美元。中俄兩國在能源領域的合作很成功。

國際能源合作在當代經濟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只有各方合作遵循共同認可的規則，才能在國際能源合作中達成共識。國際社會圍繞能源合作這一主題形成了形式多樣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對世界能源治理結構發揮著日益重要的影響。

然而，現有國際能源合作制度體系依然存在局限性。比如，歐佩克的運作方式及運行規則，都是為了其成員國單方的利益服務。無法保證主要國際能源合作的穩定進行。在全球能源合作不斷加強的情形下，歐佩克是否能繼續維持下去，以及如何使它克服自身的法律局限性，這是國際能源合作以后需要深入研究的法律問題。

國際能源署（IEA）在成員發展機制上也存在缺陷，IEA成員資格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掛靠，凸顯了這個組織的非獨立性和意識形態色彩。至于能源憲章條約，它在能源過境、投資保護、爭端階段等制度建設方面明顯傾向于能源消費國，能源憲章的作用能否充分實現，仍舊存在疑問：第一，歐佩克始終認為，能源憲章的宗旨和原則與能源輸出國的利益是對立的，二者沒有形成有效的互動機制；第二，2009年，俄羅斯再次重申了不批準“歐洲能源憲章”的立場，主張用新的能源安全協議取代現行協議，在這種條件下，能源憲章條約的設計也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實現。

目前，中國已經參與到了許多國際能源合作事務中，但我們應如何有效利用現有能源組織或參與新能源機制的構建？

當前，中國加強國際能源合作，一是重視多邊國際能源合作條約的重要作用。多邊國際能源合作條約為中國搭建了基礎性框架，構成開展經貿合作的基礎性法律文件，因其在締約國所具有的法律效力的制約，而成為各方能源合作的法律基礎。

二是加強與IEA的合作。為了加入IEA，中國政府一方面應盡快增加戰略石油儲備；另一方面可以與IEA重要成員國協商，采取特別協定的方式，建立特定的“中國—國際能源機構合作協調機制”，并給予中國以特定待遇，如成為“聯系國”，享受準成員國待遇等。這種做法與國際能源機構的一些成員國希望中國加入這一機構的愿望是一致的。

三是積極參與歐佩克、海灣合作組織（GCC)、東盟（ASEAN）等機構的能源協作，協調各國石油儲備政策，共同應對區域石油危機。與這些組織的多邊合作法律制度，可以借鑒國際能源機構的運作機制，對解決石油儲備建設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法律問題作出具體的規定。

四是加強上海合作組織（SCO）框架下的能源合作機制。上海合作組織是目前唯一一個由中國推動發展的多邊國際組織。從組織內部結構看，上合組織近期在能源合作領域取得巨大進展的可能性較小。但這一組織的優勢在于，未來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直接介入的可能性小。因此，中國可以在此組織上進行高投入，尤其是加強培養能源合作。只要中國經濟能保持目前的發展水平，在可以預見的時期內，中國將有能力賦予上合組織合作更多的可操作性。

五是中國要以區域合作為基礎，借鑒歐盟能源法律政策的成功經驗。積極推動建立“東北亞能源共同體”，從競爭走向合作，以合作代替競爭，共同維護能源安全。東北亞能源共同體合作的內容可包括：區域石油儲備和應急反應機制、石油期貨、石油過境運輸、共同研究制定稅收及節能和提高效率的措施、區域天然氣貿易和發展液化天然氣計劃等。

提及區域能源合作，我們必須重視絲綢之路經濟帶。當地時間2013年9月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演講時提出了這一概念。

中國與中亞雙方的合作已有20多年歷史，合作除了石油和天然氣，還延伸到下游石化和電力開發等多個領域。雖然合作領域在不斷擴大，但很顯然，石油、天然氣仍然是核心內容。

近年來，受益于中亞至中國的天然氣管道，土庫曼斯坦已經擺脫依賴中亞—中央天然氣管道的格局，中國已經成為其最大的天然氣進口國。而烏茲別克斯坦和哈薩克斯坦仍未徹底擺脫困局。中亞天然氣管道的全面擴容——C線加快建設步伐，D線建設工作啟動，為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擴大出口中國天然氣規模鋪平了道路。

我們要認真貫徹落實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重大戰略構想，并組織實施，爭取在能源國際貿易、上下游合作、裝備和技術服務出口等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

制度變遷從本質上說其實都是需求誘致性的，可能表象上是以政府強制性的變遷方式呈現出來。一個完整的制度變遷過程必然采取政府主導的需求誘致性的制度變遷方式。

雖說國際能源制度供給要有需求引導，但并不等于需求出現后再來安排，更不能等需求出現很久還遲遲不安排。而需求出現后再安排時，就易導致制度斷層，影響能源經濟發展的速度，當然無法實現制度效率的最大化。因此，我們的國際能源制度供給也要適當超前，進行前瞻性的、有需求的制度安排。

（作者為中國能源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首席研究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