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科“內地首富”李河君位于北京北五環的辦公室里，滿眼都是“未來派”——太陽能iPad充電器，太陽能帳篷、照明燈、背包以及越野車頂窗等等，其中大部分產品已經量產。

這位握手時很有力道的企業家，個人創富史已為人熟知：向老師借款5萬元，在中關村“折騰”到千萬元規模，然后先后投入水電、太陽能產業。

很多人評價說新能源開始改變中國的財富格局。而在李河君看來，新能源足以改變全球的政治、經濟格局。“使化石能源對外依存度超過50%的中國，贏得‘能源獨立’。”

作為漢能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李河君甚至認為，被自己稱為“印鈔機”的水電行業，尚不能與新能源相提并論。

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專訪時，李河君并沒有過多談及新能源的技術問題。他更愿意強調，一國能源行業背后所摻雜的諸多政治、社會、經濟因素的復雜性。

他希望，最終能夠通過“有形的手”與“看不見的手”，解決中國未來的能源安全問題。

民營企業與國家未來息息相關

《瞭望東方周刊》：作為“首富”，你的個人財富史、特別是創富史最引人關注。你覺得外界對此的解讀和介紹，忽略了什么？

李河君：現在回頭看，我可能不適合做生意。最早跟著我干的同學中，就有人覺得李河君不適合做生意，因此離開。后來我們積累了8000萬現金，也覺得彷徨，感覺企業要想穩定發展，必須有自己的主業。

有個學經濟的朋友建議我買個上市公司。我就全國去找合適的上市公司。但是除了現金，我們沒有優良資產。

朋友再建議,買個水電站放到上市公司里去。我又全國跑，買到一座小型水電站，算是歪打正著。

漢能的發展軌跡極其簡單。從幾千瓦的水電站開始，逐漸發展到幾萬瓦、幾十萬瓦，再到幾百萬瓦。我們也交過“學費”，在浙江的一個水電項目上曾經白白投入2000多萬元，半路失敗。

到金安橋電站，2002年中央統戰部組織民營企業到云南扶貧支邊、考察投資。我了解到當時云南有1億千瓦水電資源處于待開發狀態，很短的時間內就和云南正式簽訂了前期可研協議，計劃在金沙江中游投資六個項目。

有人說我瘋了，也有人認為我們是在炒項目，倒手賣高價。最后，國務院領導說要給民營企業一個機會，我們終于能夠建設金安橋。這是國內第一個也是唯一由民營企業建設的百萬千瓦級特大型水電項目。

為了金安橋，我們把2003年用12億元收購的青海尼那水電站都賣掉了。高管們個人和親屬都借錢給金安橋。

這個水電站前后八年，我深深體會到了一個民營企業家的艱難，也認識到國家對于民營企業的扶持是多么重要。

對于我們來說，金安橋的意義超過了項目本身。后來我也總說：“要努力到上帝出手相助時。”

通過金安橋，我也更意識到民營企業與國家的未來息息相關。

“創始人+首席執行官”

《瞭望東方周刊》：你如何看待“首富”頭銜？對于中國的民營企業家來說，如何更好地進行財富積累？

李河君：這個頭銜不重要。我希望大家認可漢能的事業。我覺得，中國民營企業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創始人+首席執行官”的模式，漢能也是這樣。

2011年，我隨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參加中英經濟對話，碰見一家超大國際銀行的首席執行官。開始他是看不起我們的，但是談了20多分鐘后，他的態度就嚴肅起來了。

我想，這是因為他們的首席執行官是職業經理人，大多遵守規則、缺乏創新和勇氣。但中國的民營企業家都是經歷無數風浪后成長起來的，而且永遠在風浪中前進。

《瞭望東方周刊》：現在有一些對漢能的質疑，比如不愿在地方投資中拿出足夠的資金。你怎樣回應？

李河君：我希望質疑的人先了解真實的漢能。一個項目的發展，漢能會投入30%到40%的資本金，當然我們希望當地政府能夠幫助解決貸款，而土地政策則跟其他所有項目一樣。漢能都會根據合同進行投入，但有些地方政府卻無法兌現承諾，所以漢能現在選擇投資項目的時候，首先判斷地方政府的條件和能力。

一些質疑并非針對項目，而是針對這個行業。而其他企業的情況我不好評論，但漢能的發展中，最寶貴的就是從來沒有進行利益輸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