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美國“頁巖氣革命”取得出乎意料的成功,為其實現“能源獨立”提供了可能性和廣闊前景。2013年美國頁巖氣產量接近3000億立方米,而2013年中國天然氣總消費量僅僅為1676億立方米。2010年美國石油對外依存度首次降到50%以下,2012年美國國內原油產量已能夠滿足國內83%的能源需求,2013年美國一次能源自給率達到了83.7%。
一個國家的能源獨立,并非指國家所有的能源消費都自己生產滿足,而是國家能源對外依存可控,其宏觀經濟、社會穩定和外交政策不為能源依存所左右。IEA預測,至2035年,美國將成為天然氣凈出口國,石油進口可能降低到30%以內,此時美國“能源獨立”可以基本實現。
實際上,頁巖氣支持下的美國“能源獨立”初見成效。美國能源價格,尤其是天然氣價格持續下降,其降幅與2008年相比已經超過了80%。這一價格趨勢至少已經有兩個方面的影響:其一,優化了(清潔化)美國電力供應結構,降低了美國發電成本;其二,能源成本的下降助推了奧巴馬政府的“再工業化”戰略,縮小了中美制造業成本差距,對其經濟穩定和發展提供了一定的支持。
浮現六大戰略性潛在影響
這種局面雖然有待進一步觀察,但其趨勢可能對我國能源安全產生幾個方面的潛在影響:
其一,影響中國主要油氣進口國的地緣政治環境和穩定。
隨著美國“能源獨立”的逐漸實現,美國一方面可能會松動以往對中東產油區“維穩為主”的基本戰略,進而使中東未來局勢更加動蕩;另一方面可能會加大對伊朗和蘇丹等美國眼中的“問題國家”,但同時也是中國重要石油進口國的制裁和打擊力度。上述兩方面都會給中國能源安全帶來較大負面影響,并導致中美在部分國際問題(如伊朗核問題等)上的戰略沖突。
其二,削弱中國能源進口通道的安全性。
在世界六大石油運輸咽喉要道中,中國能源進口至少嚴重依賴其中兩個:霍爾木茲海峽與馬六甲海峽,且目前這種依賴有增無減。美國依靠強大的軍事實力維持著上述通道的安全,這意味著中國的能源生命線嚴重依賴于美國的政治和軍事保障。隨著美國“能源獨立”和對上述通道依賴程度的下降,美國維持這些通道的“可靠性”努力值得懷疑和警惕。
其三,強化中國應對國際能源價格波動的脆弱性。
美國“能源獨立”對國際能源價格的影響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可能會強化美國對國際能源價格的控制,主要體現在美國將增加對國際油氣市場的供應;另一方面,也可能會減弱美國對國際能源價格的控制,主要體現在美國越來越依賴國內能源供應,從而忽視維護國際能源市場穩定,甚至有意利用國際油價的不穩定。上述兩個方面都意味著中國將越來越暴露于國際油氣市場波動風險之中。
其四,增加中國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壓力。
美國借助頁巖氣,近年來已經成功地減排大約3億噸的二氧化碳,其趨于清潔化的能源消費結構將使美國有條件更積極面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在氣候變化談判領域,美國強調“共同的責任”,而中國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減排原則。這一根本分歧將會隨著美國“能源獨立”而得以強化,使中國在工業化城鎮化尚未完成時,就面臨更加緊迫的大氣污染減排問題。
其五,“亞太再平衡戰略”惡化中國周邊安全環境。
歷史上,由于美國對國際油氣資源的嚴重依賴,其大量軍事和外交資源用于維持國際油氣資源的供應和價格穩定上。美國“能源獨立”使其有更充足的資源和更多的靈活性投身于“亞太再平衡戰略”。可以預期,隨著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推進,維護周邊安全將牽制中國更多的經濟和外交資源,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和能源安全帶來負面影響。
其六,“再工業化”戰略對中國經濟發展和出口產生負面影響。
美國“能源獨立”的一個重要結果是,國內油氣資源價格尤其是天然氣價格迅速下降,并帶動整體能源成本的持續下降,為其推進“再工業化”戰略提供了較低成本的能源動力。據調查,已有相當多的美國跨國公司表示有意向或已經將生產車間由中國轉回美國。
中國應對策略方向
為應對這些潛在的影響,相關決策部門可以考慮從六個方面加快著手應對策略的布局:
制定應對方案和完善能源安全戰略。
當前,中國的能源安全戰略不完整、不統一,在實踐中也多變、易變。建議評估美國“能源獨立”的潛在影響和借鑒美國經驗,制定應對方案和完善能源安全戰略(包括具體的能源規劃和路線圖),并將能源安全上升為國家法律。
可考慮制定國家能源安全法,涵蓋基本框架、政策目標、政策重點和政策工具、措施和手段等,在綜合已有法律法規(如清潔能源法)的基礎上,吸收相關政策措施,如石油戰略儲備制度、能源進口多元化、能源國際合作等。
堅持國內節能減排和拓寬國際油氣資源渠道“兩條腿走路”。
一方面,將節能減排由政策上升為基本國策,使各級政府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資源,扎實做好節能減排;另一方面,中國需要盡快拓寬國際油氣資源來源渠道。最近,中俄簽署的天然氣協議是中國天然氣進口多元化的重要一步,基本完成了中國天然氣通道的“四角戰略”(西北、西南、東北及海上(LNG)通道)。本文來源:瞭望觀察網
然而,在拓寬國際油氣資源來源渠道的過程中,很難避免與美國利益的交匯和融合,為了盡快完成中國國際油氣資源來源渠道的布局,需要爭取時間。因此,要盡可能防止在尋找油氣資源中和美國發生沖突。
堅持能源企業“走出去”并運用市場機制,構建我國能源安全市場化體系。
與拓寬國際油氣資源來源渠道相配合,海外“份額油”是中國能源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導致中美能源沖突的矛盾點,事實上并非所有的“份額油”都會運回中國。中國應強化能源企業“走出去”的商業色彩,并構建和創新多種能源合作模式,在美國等發達國家市場主導地區拓寬中國“走出去”戰略的空間。
同時,國內要加強市場機制安排,打破油氣壟斷、支持民營資本參與能源走出去戰略、擴大油氣資源開采中的金融支持等,通過市場方式提高中國能源安全。能源“走出去”戰略,還應該包括深化合作雙方的利益共享機制,既可以降低風險,又可以避免落下“資源掠奪方”的口實。
開展積極有為的能源外交。
可以考慮設置能源事務協調的常設機構,強化能源安全中的事前預防和事后處理能力。同時,將能源外交納入外交部的核心工作任務之一,通過外交手段,尤其是與能源輸出國發展良好、穩定的關系等來降低能源安全風險,同時也為能源企業“走出去”鋪路搭橋。
強化中國能源政策的國際宣傳,通過利益共享、關注環境等友善行為破解國際社會對中國能源“走出去”的防范、誤解和“攻擊”。發展多層次的能源合作關系,根據對中國能源安全重要程度的不同,與供應國設置層次不同的能源對話和合作機制。
有效的能源外交不能就能源論能源,應在能源合作中注入經濟、文化、環境、民生等合作方感興趣的內容,提升能源合作的可靠性。而對不穩定的油氣供應國,在不干涉內政的前提下,與國際社會積極合作,同時運用中國特有優勢提出更為具體、可操作性外交手段,展現負責任、有所作為的大國形象。
積極研究和落實中美能源合作,減少美國因素的負面影響。
中美兩國在能源領域的對話和討論渠道較多,但實際措施較少,這很大程度上源于雙方在能源安全問題上的猜忌、懷疑和誤解。應著力促成兩國在具體實施層面的合作。例如,如果美國同意采取實際措施鼓勵本國能源公司與中國公司開展戰略合作,中國可以考慮更多地向美國公司開放極具潛力的國內下游市場。又如,在頁巖氣開采方面,中國可以考慮適當放寬市場準入、提高美國公司的利益分享,吸引美國資金和技術進入中國頁巖氣市場。
通過制度性的安排和具體措施使中美能源關系建立在相互依存的基礎上,可以減少美國因素的負面影響,有助于提高中國的能源安全。要重視中美能源技術合作和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合作機遇,目前中國政府為改善環境質量的努力和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是一致的,中美兩國在能源和環境領域的合作將使兩國乃至國際社會都受益。
考慮加入國際能源安全領域的多邊合作機制。
目前,美國正努力把中國納入致力于應對地區和全球性資源挑戰的論壇、研討和國際機構中。但中國的策略似乎更多的是參與和協調,而非制度上加入。事實上,加入多邊合作機制,并履行其中的相關承諾,主動積極介入國際能源對話和能源多邊合作機制安排,有助于消除美國等西方國家在能源安全問題上對我“單邊能源外交”的疑慮和猜忌,也有助于我更及時掌握美國和其他能源生產和消費大國的能源外交動態,以及緩解美國因素的負面影響。當然,在國際重大安全機制安排上,應仔細考量利弊,確保不傷害國家利益。
本文作者:林伯強(著名能源經濟學家)
責任編輯: 曹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