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美國國會中有人反對立法限制溫室氣體排放，所以美國環保署只能在《清潔空氣法案》賦予的監管權限范圍內提出該草案。美國環保署預計，到2030年，該計劃的實施可使美國電力行業比2005年減少30%的二氧化碳排放。本報在6月13日的本版也對該草案的部分內容進行了編譯。

美國要實現這一目標，發電企業每年需要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約5億噸。為此，該計劃被認為是有史以來美國聯邦政府在對抗全球變暖問題上做出的最大舉動。

無論如何，這一草案規劃值得我們密切關注。就此，本報記者近日對全球能源和環保政策咨詢機構———睿博能源智庫(RAP)的中國和美國項目主任金珂瑞(ChristopherJames)以及高級經濟師和項目主管戴翎松(MaxDupuy)進行了專訪。

他們一致認為，盡管該草案尚存不足，但其中的很多設計特點，特別是將能效作為資源的概念以及通過調整電廠調度減少排放的實踐做法，可以給我國能源行業提供一些借鑒。

草案未涵蓋哪些內容?

“各州指標的設定以碳排放強度計算(即每兆瓦時的碳排放量)。”金珂瑞向記者介紹，美國環保署開發了一套方法，可以利用這套方法折算各種控制措施產生的效果，以實現碳強度減排的目標。換言之，就是美國環保署允許各州采取多種方式實現各自的指標。各州可將各種資源組合在一起，形成一套最具　 成本效益的組合方案(或稱之為“最低成本”方案)。

記者從草案中了解到，上述組合方案包括的“基本措施”有投資終端能效取代熱電廠、投資可再生能源、調整調度(按照可變成本的邏輯，對燃氣發電廠調度多些,煤電廠相對少一些，優先利用可再生能源)、改善熱耗率以及核電等。作為計算州減排總量的一種方法，美國環保署估算了每一 “基本措施”的影響。每一措施的影響程度，在各州之間差別較大。但就全美而言，美國環保署預測三大措施，即能效、可再生能源和再調度，將發揮最大作用。根據美國環保署的預測，改善既有電廠耗熱率，或者延長現有核電廠使用壽命產生的影響，都比三大措施要小些。

美國環保署的計算表明，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看，規劃產生的效益要遠遠超過規劃成本，能效措施的成本也比其他電力資源和減排方案的成本低得多。“規劃成本包括新建可再生能源容量和能效措施上的投資，收益則包括減排帶來的氣候和健康效益以及節能產生的經濟效益 (例如不需要建造電廠的可避免成本)。重要的一點是，美國環保署的計算不僅包括碳減排的效益(緩解的氣候變化影響)，還體現了減少的‘常規’污染物(例如二氧化硫等空氣污染物)排放，包括減少的臭氧前體物、微顆粒和汞排放。”戴翎松告訴記者，這些常規減排并不是項目的核心目標，但效益(特別是對人類健康的影響)非常顯著。實際上，美國環保署的計算表明，即使不考慮緩解氣候變化措施產生的效益，單論改善空氣質量帶來的公眾健康影響就　 值得實施這一政策草案。

“美國環保署的草案在設計上很完善，但并未以最大化社會凈效益的方式設定各州的指標。”金珂瑞對該草案存在一些改進建議。他認為，對能效項目應設定更高的指標。“現已有多個州表明可實現比細則設定目標高得多的年節能目標———除這些成果外，還可以在更大范圍內推廣，比如針對家庭和設施開展更加全面的節能改造。能效項目通常要比供電側方案 (如建設新電廠)的成本低得多，可減少用戶的平均電費開支。在減少碳排放的同時，還可以產生巨大的環境效益，改善空氣質量。”金珂瑞說。

此外，金珂瑞指出，該草案還可以就建筑節能規范嚴格化、開展需求響應項目、采取減少輸配電線損耗措施等方面進行改進。

改進調度對減排有潛在作用

“盡管該草案尚存不足，但其中的很多設計特點值得中國能源行業借鑒。比如將終端能效視作資源，納入電力行業規劃中的做法。”戴翎松在接受記者采訪的時候表示，我國可以從電力行業規劃流程中入手，對需求側和供電側資源方案加以直接對比，考慮不同方案的總體社會成本和效益。

戴翎松指出，美國很多州都有著幾十年的綜合資源規劃經驗，美國環保署的草案是基于這些經驗而設計的。綜合資源規劃和能效作為資源這兩個并行概念，對幫助我國(及地方政府)設計低成本電力行業規劃、同時減少碳排放和實現空氣質量　 目標尤其有用。“中國通過能效電廠項目已經積累了相關經驗，只是有待于將其完美納入電力行業規劃中、作為抵制空氣污染的有效和低成本措施得到廣泛認可。”戴翎松說。

在金珂瑞看來，全面、詳細和透明的成本效益分析是該草案的一個亮點。其計算不僅涵蓋了緩解氣候變化的影響，還考慮了改善空氣質量對公眾健康產生的相關“衍生效益”。美國環保署在在線公開資料中詳細介紹了成本效益法、指標開發方法和方式的考慮，還詳細介紹了不同情景下對電力行業的預估。金珂瑞說：“在中國，提升透明度和數據可得性將不僅有助于加強對溫室氣體排放管控的經濟、監管和政策分析，還有助于對其他重要政策問題(如分布式發電、創造有效的需求響應項目、可再生能源并網等等)進行分析。”金珂瑞特別強調，該草案中意識到了改進電廠調度對減排的潛在重要作用，這一點對于我國也是特別重要。他向記者解釋說，美國環保署草案背后的理念是(幾乎所有國家也是如此)：應根據可變成本構成進行電廠調度，最好能夠涵蓋環境成本，以便于系統運營商可以首先調度運營成本最小化(包括排放成本)的發電廠。簡言之，美國環保署草案在調度決策中強調了對排放成本的考慮。

“中國的電力調度方法卻不大一樣，在燃煤發電廠通常使用平均調度的方式，而電力系統的總成本、環境績效和排放情況也因此受到了一定的影響。改進調度做法不失為中國實現碳減排和改善空氣質量的‘良策’，同時會降低電力系統成本。”金珂瑞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