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是緊迫的能源和環境現狀對清潔技術的需求，一面是政府出臺的各種鼓勵政策，但現實情況是：民營資本在進入該領域時卻處處碰壁。隨著技術的進步，企業需要的不僅僅是政策，還有能夠獲得合理投資回報的市場環境。

“中國有了環境治理的政策，也部署了很多技術，未來七八年，中國一定會不斷地出現藍天。”阿米那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威廉·萊特在9月11日舉行的2014全球清潔技術峰會上樂觀表示。

萊特的樂觀與同行的支持不無關系。來自全球多個國家的代表參加了此次峰會，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更好地在中國推進清潔技術和低碳技術。此次峰會也將主題定為“解構中國的需要”，試圖為各種技術探索出一條明路。

但事實上，不管是中國企業還是外國企業，在中國市場上推廣技術時卻屢屢受挫。

“政府雖然提供了很多支持，但有些更像馬后炮，而不是雪中送炭。”一位業內人士建議，政府的支持方式還有很大調整空間。

經濟增長新引擎

在今年6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提出“能源革命”的概念之后，對能源轉型的討論高熱不退。

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王毅看來，考慮能源轉型，首先要考慮中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挑戰。通過模型研究，王毅發現，在未來10~20年當中，中國幾乎所有資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都將達到峰值。

王毅指出，新的人口政策可能會影響人口總體變化，但影響不會太大，2030年以后中國將進入人口峰值或者平臺期，屆時我國將達到約15億人口。煤炭消費總量有望在2025年達到峰值，PM2.5也有望同期達到排放峰值。而由于涉及到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進程，碳排放的峰值估計將在2030年以后實現。更早實現則意味著更多的經濟損失，每提前一年GDP約損失1%~2%。

“尤其是能源結構如果不調整，總量控制難以實現。”王毅指出，中國能源消耗量巨大，能源轉型也面臨很大的挑戰。

為了支撐新常態，王毅指出，總量控制可能對經濟增長有所限制，另一方面也需要發展新的產業，特別是綠色的清潔技術來支撐經濟增長。

在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的雙重壓力之下，清潔技術被認為是引領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政策立法來推進

在環境和能源問題上，政策的作用至關重要。

一個多世紀以前，著名的“霧都”英國倫敦的污染程度不亞于現在的北京，而當時的技術和投入肯定沒法和今天的北京相比。“倫敦的成功顯示了政策和政策執行的重要性。”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中國投資促進辦事處首席代表胡援東認為。

胡援東指出，我國的相關政策已經較為全面，但執行層面還存在一些問題。第一，透明度不足；第二，一致性不足，中央政策跟地方政策不一致，各個部委之間以及各個機構之間的政策也存在不一致的現象；第三，政策的公平性不足，還存在選擇性對待的問題。

“如果政策執行能跟得上技術和資金，中國環境治理就將有非常好的前景。”胡援東說，“在清潔技術的發展上，技術、資金、政策是三位一體的。”

浦發銀行長沙分行行長李征則認為，知識產權問題是阻礙中國低碳清潔技術發展的一大阻力。

“投資者考慮最多的是投資回報，因此會要求清潔能源公司的創新技術和專利到法律保護。而目前中國普遍的‘山寨化’會大大損害投資人的商業利益。”李征說。

一個利好消息是，今年出臺了很多知識產權的相關法律。6月，全國人大審議《專利法》的實施情況，8月，全國人大在北京、上海、廣州成立了知識產權法庭，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也即將修訂。這類政策和立法也有望推進清潔技術的發展。

王毅則指出，我國還需要學習相關的融資政策，吸引更多社會資本投入到清潔技術行業中。

市場機制待喚醒

一面是緊迫的能源和環境現狀對清潔技術的需求，一面是政府出臺的各種鼓勵政策，但現實情況是：民營資本在進入該領域時卻處處碰壁。

WastetoEnergyCanada執行總裁RichardMcCombs指出：從試點規模變成商業化規模非常困難，中間有一個“死亡谷”——要么實現商業化，要么死掉。

低碳清潔技術行業的一大特點就是早期投資較大、投資周期較長，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政府的扶持政策。

要撬動更多的民營資本參與投資，政府的支持至關重要，但很多企業反映，政府的資助并不能提供可持續的幫助。

由于政府支持條目繁多，存在“撒胡椒面”的情況。湖南聯創低碳經濟發展中心理事長張繁表示，目前地方政府對于清潔技術的支持是分散且零亂的，各部門各自為政，支持偏短期。他建議政府補貼應做到系統性、完整性。

湖南高新創業投資集團總裁劉少君也認為，財政補貼對企業長期發展只是杯水車薪，沒有起到公共資金對社會資本的引導作用，政府引導的力度和方式需要作一些調整。

實際上，隨著技術的進步，企業需要的不僅僅是政策，還有能夠獲得合理投資回報的市場環境。

此次參會的多位企業家向《中國科學報》記者表示，清潔低碳技術有很高的社會價值和環境價值，政府應該在中早期給予充分支持，而不應該參與已經商業化成熟運作階段的企業。

亞洲開發銀行清潔技術專家顧問劉曉雨指出，應該把選擇權和決定權交給市場。政府資金不應補貼給企業，而是補貼給產品的終端用戶，從而引導、幫助企業在早期打開市場。一旦企業有了正常的造血機制，可以進行市場化發展之后，政府就應該退出。

對于業界最為關心的如何改變政府財政資金與喚醒市場機制的問題，工業和信息化部節能與綜合利用司能源解決處副處長王德回應稱，全國人大近期修改的《預算法》將會有效解決國家財政資金與產業發展有效對接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