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世界最大的能源生產國和碳排放國，中國對煤炭的大量使用是眾所周知的。但是，中國在可再生能源領域的發展速度已經超過了化石能源和核能的發展速度。中國在風能、太陽能和智能電網設備的制造和使用上領先于世界。中國去年水電、風電和太陽能的發電量已經幾乎超過了法國和德國發電量的總和。

隨著中國制造的規模不斷擴大，可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的成本大幅下降。技術創新當然是成本降低的重要原因，但是市場規模擴大的作用更加明顯。例如，自2005年以來，中國太陽能光伏電池的產量已經增長了100倍。中國的經驗似乎表明，工業化和減碳可以并行不悖。

德國和韓國也在做出類似的努力，而其他一些國家并沒有對此加以重視。例如美國和歐盟對進口中國光伏電池板征收高額貿易關稅，這樣的政策不利于行業的發展。限制可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的全球貿易,只會減緩其成本下降的速度，并延緩世界向低碳經濟轉化的進程。

事實上，當前全球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速度仍然過于緩慢，以至于不足以成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應對氣候變化的根本措施。由于傳統能源行業既得利益的阻礙，以及各國對使用替代能源成本的擔心，各國并沒有完成“京都議定書”所規定的減排目標。

對可再生能源的“敘事”(narrative)需要改變。正如中國發生的那樣，可再生能源不僅可以幫助降低碳排放，而且應該被視為強化國家能源安全的重要途徑。當下各國對能源安全的討論幾乎局限于在如何確?；剂瞎稀５牵?、煤炭和天然氣的開采終究有限，而且供應深受地緣政治影響。與此不同，可再生能源設備的制造幾乎不受地域限制，并且各國都有廣袤的地區可以對水能、風能和太陽能加以利用。

中國可再生能源的發展

隨著可再生能源設備生產和使用規模的上升，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會進一步降低，能源轉換效率會進一步提高。因此，各國能源政策的制定應著眼于促進低碳能源設備的生產、貿易和市場競爭上，而不是繼續支持在未來開采更加困難、成本不斷上升的化石燃料。如此，碳排放的減少將是自然而然的結果。

中國每年發電達到5萬億千瓦時以上，這一數字比美國大約多1萬億千瓦時。自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化石燃料為中國快速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動力。全世界大約23%的煤炭年產量被用于中國的火力發電。但是，中國的工業化顯然不能再依循西方發達國家曾經走過的依靠化石燃料的老路。

過去幾年來，中國開始實施低碳能源戰略。中國2012年在水電、風電、太陽能領域的電力投資比2008年增長了40%以上；而火電投資已經從2008年占總電源投資的50%左右下降到了2012年的四分之一。

大規模投資的結果是，中國風電裝機在過去四年中增加了五倍以上。2013年，中國新增水電、風電和太陽能裝機超過了新增火電裝機。在全國能源結構中，水電、風電、太陽能和核能的比例已經從2000年的5.6%增長到2013年的9.6%。這一成就不可小覷。

在發電領域，中國可再生能源的發電份額在2013年達到總發電量的近30%。中國政府的目標是到2017年水電、風電和光伏的總裝機達到550吉瓦，這一目標將比2013的水平提高48%。中國對可再生能源的大規模的投資是世界罕見的。

同時，中國正在升級電網，以應對由于新能源發電的波動性和分布式發電的間歇性問題。例如，中國國家電網公司投資94億元人民幣建設的國家風光儲輸示范工程，使風電、光伏發電和存儲發電能夠穩定地接入到到主電網。中國還在智能電網的國際標準制定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這些又將為未來中國電工技術設備的出口起到積極作用。

中國的國家能源安全如何通過這些措施得以鞏固？

以能源當量為標準測算，中國在1993年成為石油凈進口國；在2007年成為天然氣凈進口國；在2011年成為煤炭凈進口國。如果中國達到所設定的2017年水電、風電和太陽能的發電目標，根據我們的測算，這些電能相當于節省目前中國以石油、煤炭和天然氣形式進口能源的45%。

中國在可再生能源領域的成功推進有兩個關鍵。一是，具有政策導向的投資；二是，包括上網電價在內的鼓勵國內市場發展的措施。隨著產業競爭、全球市場擴張和學習效應帶來的效率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單位生產成本大幅下降。

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離不開各種相關設備的制造，例如風力渦輪、太陽能光伏電池、反射鏡、透鏡、和發電存儲系統等。從2010年到2013年，全球光伏發電裝機增長了三倍，而中國的光伏發電裝機增長了22倍。得益于國際和國內兩個市場的快速增長，光伏電池板的成本自2008年已下降了80%。全球的太陽能用戶都因此受益。

相似的事也發生在一個世紀前的美國汽車產業。美國汽車工業依靠規?；a大幅降低成本，從而奠定了美國汽車的霸主地位。在1909年到1916年間，福特汽車公司的福特T型車的成本從950美元下降到360美元，成本跌幅達到62%。與此同時，這款汽車銷售額幾乎每一年就翻一倍。1908年，這款汽車銷售額尚不足6000輛；到1917年，它的銷售額就超過80萬輛。

而美國目前的能源政策，強調依靠諸如水力壓裂和水平鉆井等創新技術，對國內煤層氣和頁巖油加以開采使用。但是化石燃料開采業報酬遞減的問題，以及相關的環境成本依然很難解決。

引入能源安全因素，將對聯合國框架氣候變化公約（UNFCCC）關于碳排放的國際談判具有重要影響。今年12月，各國代表將齊聚秘魯利馬開始新一輪的會議，并就2015年的巴黎大會做準備。會議的主題仍然是各國的自愿減碳，而對可以促進各國快速減碳的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的論題卻很少觸及。

但是，一個快速發展的可再生能源行業，不僅可以幫助各國政府實現減排目標，而且也可以提高各國的能源安全，同時還強化了制造業的競爭力。市場導向的減排戰略還有一個優點，就是不用完全依靠可再生能源來解決全球氣候變暖問題。很少有國家能夠完全依靠水力、風力和太陽能發電來支撐其整個能源系統，化石能源還將在長期內使用。

批評者或許會認為，發展可再生能源會遇到土地和工業原料的瓶頸，比如建造太陽能和風力發電場都需要大量土地。而我們的測算表明，目前的工業系統可以支撐一個在未來20年間以10兆兆瓦（10TW）為階段目標的全球性的可再生能源發展計劃。屆時，世界將可能向能源生產方式的根本轉變邁進。建造一個10兆兆瓦規模的全球性可再生能源系統，大約需要300萬個風力發電機組、14000個聚光太陽能發電裝置（CSP）和12500個太陽能光伏發電場。安裝使用這些設施總共需要5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約哈薩克斯坦國土面積的兩倍），而這些土地可以利用廣大的沙漠和半沙漠地區。這些目標看起來宏大，但是考慮到全球目前每年生產17.5億部手機、8400萬輛汽車等的巨大工業產能，這些目標是可行的。

可再生能源與國際貿易

可再生能源行業發展的主要障礙是各國政策的不力和對化石燃料的持續補貼。

各國政府應促進可再生能源設備的制造和貿易。各國也應該鼓勵可再生能源電力的國際間貿易。比如從北非輸入電力到歐洲的DESERTEC項目，或者連接蒙古、中國、日本、韓國的東亞超級電網計劃等，都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偠灾?，原有“京都議定書”的議程顯得過于狹窄，需要擴大。

一個路徑是擴大可再生能源設備的自由貿易。在這方面，世界貿易組織可以對“京都議定書”的規定加以補充。2012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國家通過了一個關于可再生能源設備自由貿易的初步協議，這一協議可以進一步提交WTO討論。這一方式是有例可循的。各國曾經自愿降低個人電腦以及其他信息技術產品的關稅（以促進IT行業的發展），這個協議在被主要工業國家認可后為WTO正式接納。

各國也需要充分發揮私人資本的作用。各國在“京都議定書”的談判過程中，過分倚賴公共財政提供解決氣候問題的資金，而對私人資本或者政策性銀行的作用重視不夠。例如，“綠色債券”可以幫助降低融資成本，以快速擴大可再生能源領域的投資規模。比如韓國進出口銀行去年向全球發行的5億美元債券，就是專門為綠色項目融資而發行的。

在可再生能源領域，中國的發展正領先于其他國家。通過擴大可再生能源設備的生產規模和促進市場增長，中國在這一應對全球變暖問題的解決方案上貢獻超過了世界其他國家。中國可再生能源行業的規模發展正在大幅降低可再生能源成本，使得各國都能更充分地利用水力、風力和太陽能發電。

（作者介紹：JohnA.Mathews（約翰•馬修斯）是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管理學院戰略管理教授；譚浩是澳大利亞紐卡斯爾大學商學院高級講師、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