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給德國貼個標簽，“技術派”“嚴謹認真”“汽車國度”“啤酒王國”等詞匯都能中選。如果要給德國能源貼個標簽呢，“能源轉型”“光伏補貼” “放棄核電”“發展可再生能源”……近年來，德國能源界的每次舉動都震驚業界，更難能可貴的是，德國以技術優勢和嚴謹做派，踏踏實實地將能源轉型的理念付諸實施。

如果將各國能源發展路徑按照價格、清潔和安全三個維度定下坐標軸，各國雖均勻分布在其中，但德國已經在清潔、安全的方向上疾馳很久，獨樹一幟了。是什么力量讓德國如此堅持能源轉型?作為能源轉型與新能源發展最早的國家，德國要對中國說什么?作為新能源發展最快的國家，中國能從德國學到什么?近日，記者采訪了德國能源署署長斯特凡·科勒先生，他對中國提出的能源革命非常關注，他說：“我們當然希望中國和我們在能源坐標軸的同一邊，安全又清潔。”

記者：我們知道德國正在持續進行能源轉型，您能否大致描述一下轉型的進展?

科勒：其實德國能源轉型始于本世紀初，已有十幾年的歷史了。2000年，德國《可再生能源法(第一版)》正式實施，這一版法律最重要的著力點是鼓勵對可再生能源投資，并為投資者提供法律保障。具體措施是，無論投資者投資風電還是光伏發電，都保證全額上網，而且確定一個20年不變的收購電價。第一版《可再生能源法》給了投資者一個安全保障，使人們愿意對可再生能源進行投資。

經過多年的發展，可再生能源在德國快速發展起來，但是也出現了新的問題，就是可再生能源的裝機量已經超出了電網的承受能力，甚至超出了電力消費能力——在某些時段內，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加上部分不能停機的電量已經超過了用電需求，這時，問題就出來了。

舉個例子，周末陽光好風也大的時候，風電和光伏發電量增加，可是德國的工廠周末都不上班，光伏和風電在電力市場交易中就賣不出去，電價是負的，也就是說誰這時用電要倒貼錢給他，實際上也是一種棄風棄光了。今年最糟糕的日子就是德國的“圣靈降臨節”那天，當天的電力交易價格為-20歐元/萬千瓦，這暴露了可再生能源發展中的諸多問題。

記者：所以新能源發展最快的德國，也最早遭遇了新能源發展中的一系列問題。《可再生能源法》重新修訂是否就是要解決這些問題?怎樣解決?

科勒：當前我們最大的困擾是光伏發電造成的。之前我們的政策是光伏電量全額收購，補貼電價20年不變，雖然近年來光伏上網電價不斷下降，但是目前經營者還是有6%~8%的利潤，也算不錯。德國之前的政策是光伏發電必須全部上網，但如果電力需求沒有那么大，就會出現我剛剛提到的負電價，誰用電倒貼錢給誰。根據規劃，到2020年，德國的光伏裝機將從現在的3000萬千瓦增長到5500萬千瓦，到那時可再生能源更需要貼錢使用，就成為不經濟的能源了。

另一個暴露出來的問題是，由于大量風電和光伏發電快速增加，導致德國傳統發電廠發電小時數減少，固定投資更高，成本大幅上漲，有的傳統電站成本提高得很厲害。更嚴重的是，因為傳統電站基本不賺錢，甚至虧損，所以很多電站都要求關停，但是政府不能無視傳統電站關停，因為沒風沒光的時候還需要傳統電站發電，他們是系統的保障能力，需要維護系統平衡。但靠政府行政命令維持傳統電站不關停難以為繼，長此以往，傳統電站很可能紛紛破產，所以德國目前傳統發電能力也亟需補助。

還有一個問題。德國的風能資源與用電負荷中心是分開的。北部風大，風能資源豐富，南部太陽能豐富，但主要負荷集中在南部。當前德國風電發展迅速，但北部地區已經消納不了這么多風電，要將風電輸送到南部，這就需要建設大功率的輸電線路。所以這次修訂《可再生能源法》最重要的內容就是要求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必須適合電網改造的進度，把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和電網的改造捆綁在一起。

記者：怎樣將可再生能源與電網捆綁發展?德國光伏發電峰值發電功率已經高達德國一半的電力消費，如此大規模的可再生能源，德國電網要怎么匹配?在電壓等級、電網建設規模等方面有什么規劃?

科勒：新版的《可再生能源法》要求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必須適合電網發展的進度，也就是說，電網改造到什么程度，可再生能源才能發展到什么程度;反之，如果一個區域的電網不能承受，那么可再生能源就不能再發展。

德國北部的風電發展得很快，由于德國的電力負荷集中在南部與西南部，所以必須要建設高壓輸電線路將風電從幾百甚至1000千米外輸送過來。據我們的測算，要消納北部的風電，德國需要建設4800千米的高壓輸電線路。線路沒建起來，電就送不出去。

德國建設電網的過程也很復雜和漫長，首先要提交規劃，然后和各利益主體反復討論修改，最終經過網監局批準之后才能建設，建設與運營的成本最終攤在電費中。目前德國已經通過審批，要建設4800千米的高電壓輸電線路，其中2000多千米是交流高壓線路，包括采用380千伏的德國建設和運營的最高電壓等級。目前還規劃2800千米的直流高壓線路，具體電壓等級還在討論中。

記者：如您所知，中國也和德國一樣，資源與負荷分布不均，風能和太陽能資源富集區距離負荷中心長達上千甚至數千千米。中國正在建設1000千伏的特高壓輸電線路，將西部可再生能源送到東部負荷中心。您認為這樣的特高壓輸電線路對于中國未來的風能和太陽能的更大規模開發是否是必不可少?對此，您有哪些建議?

科勒：根據我們的經驗來看，特高壓電網對于中國的可再生能源發展是非常必要的。發展新能源必須要發展電網，中國的情況還不完全與德國相同，雖然德國北部地區用電沒有南部多，但畢竟還有一部分負荷，可以消納一些風電，而就我所知中國的西北部地區負荷非常少，包括風電和太陽能在內的可再生能源資源卻更為豐富，內蒙古地區現在已經承受不了如此多的風能。就中國的可再生能源發展速度和規模來看，中國的特高壓電網不是建早了，而是建晚了，新能源發展必須要與特高壓電網等基礎設施同步建設。

記者：德國在棄核之后，電價上漲明顯，民眾對此態度如何?

科勒：放棄核電，電價就會更貴，但是這是福島核電站事故發生之后，德國全體民眾的共同決定。為了更安全的電力供應，就要支付更高的電費，多支付的成本是老百姓認可的。因為放棄核電的那一刻，大家就知道會付出代價，但是德國社會最后同意承受這個損失。

記者：德國能源轉型2.0版和之前版本相比，實現了哪些升級?

科勒：關于能源轉型，我們目前達成兩點共識。一是光伏和風電等可再生能源發電要和電力系統相匹配，要考慮電力系統的接受能力和極限情況。所以，我們還要再修訂可再生能源法，逐步取消之前的20年可再生能源補貼電價不變的條款，新裝機的可再生能源將不享受補貼價格，要和傳統電力一樣到市場上交易，讓投資者決定投資收益問題，鼓勵可再生能源在電力交易市場中實現自身價值，所以20年不變的電價政策馬上就要結束了。

二是一定要讓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與電網建設、基礎設施建設相匹配，不能只管發電，而不管系統，所以我們一方面要加強基礎建設，另一方面要引入市場機制。

記者：也就是說德國的可再生能源要從“計劃時代”進入“市場時代”，要讓過熱的可再生能源發展更加理性。

科勒：可以這樣說，之所以要修訂《可再生能源法》，是因為我們發現在過去十幾年中，我們對可再生能源的鼓勵過了度、過了頭，反而忽視了提高能效、節能、基礎建設等其他重要的環節。今后我們將逐步降低可再生能源的補貼和刺激，轉而加強對節能的鼓勵和支持，同時還要重點解決電網與電力系統的問題，如智能用電問題，如電動汽車充電與發電匹配等問題。

可再生能源高額補貼時代就要過去了，但這個過程也很艱難。由于德國已經有100多萬戶屋頂光伏電站了，整個光伏產業已經形成了非常強大的選民勢力，他們都在支持可再生能源補貼，所以政府之前也不能輕易變動補貼政策。但硬幣都有兩面，補貼政策在制造了一批光伏受益者的同時，也制造了大批因為高額可再生能源補貼而利益受損的群體。德國可再生能源附加費高達每年200億歐元，這些費用要攤到每個電力用戶身上，不愿意支付高昂電費的群體也大有人在。而且電價上漲不僅波及千家萬戶，德國的中小企業也承受不了，所以這些人反對過高的電價，呼吁改變過度補貼的情況。

記者：中國將實施能源革命，根據您在德國轉型中的經驗，您想對中國的能源革命說些什么?

科勒：我想說三個觀點。第一，中國的光伏近年發展得非常快，特別是分布式光伏大批上網之后，將對配網產生很大壓力。因為以前的配網不是為了光伏電源而建，必須改造配網才能適應光伏發展。由此帶來大量的改造需求，如果不改造，將會出現很大的配網瓶頸，光伏也難以上網消化。

第二，以前配網的電力流是從上向下走，現在出現了從下向上走的情況，因此需要新的配網技術，同時為了解決電力擁塞問題，必須發展智能電網。未來電力用戶也要適應新的電源特性，也就是說，以前用戶需要多少電給我多少電，今后可能就是發多少電，用戶盡可能用多少電，也就是用電側的管理。

第三我想說，中國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智能的電力系統，實現將可再生能源“運出去、消納掉”，并不斷優化系統，包括蓄電、用電和整個能源鏈的全過程，這是最關鍵的，不優化系統，就接受不了這么快速發展的可再生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