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我國首套煙氣超低排放裝置在浙能嘉興發電廠8號機組投入運行;

6月25日，神華國華舟山發電公司4號35萬千瓦國產“近零排放”燃煤發電機組組順利完成168小時試運，正式移交生產，投入商業運行;

8月15日，京津冀首臺“近零排放”燃煤機組改造項目在神華國華三河電廠1號機組投產。

如果說最近火電發電領域的熱點話題，“近零排放”的燃煤機組絕對風頭無二。記者注意到，在近期所有對于“近零排放”燃煤機組的報道中，幾乎無一例外都使用了“開啟了清潔高效近零排放工程的新紀元”、“在燃煤發電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等描述，由此可見各方對于“近零排放”燃煤機組的追捧。然而，近日中國電力聯合會秘書長王志軒發表的一篇名為《煤電近零排放不科學》文章卻在業界引起不小漣漪，關于“近零排放”的種種爭論似乎剛剛開始。

“近零排放”遍地開花

“近零排放”正在引領新一輪的燃煤機組改造。

8月15日，“國家煤電機組環保改造示范項目”國華三河電廠1號機組通過驗收，成為京津冀首臺達到燃氣機組排放標準的“近零排放”燃煤機組。

根據河北省環境監測中心站發布的三河電廠1號機組環保排放監測報告顯示，項目改造后大氣污染物排放實測數據為：粉塵排放濃度5.0mg/m³，二氧化硫排放濃度9.0mg/m³，達到并優于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中重點地區的火力發電鍋爐及燃氣輪機組大氣污染物特別排放限值要求。

而在此之前，神華國華舟山電廠二期35萬千瓦4號機組也經過168個小時滿負荷試運行后，正式投入商業運行。

與三河電廠1號機組一樣，上述4臺機組所顯示出的環保排放數據同樣優異。根據現場取樣檢測數據顯示，該機組所排放的粉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指標分別為2.55mg/Nm³，2.86mg/Nm³，20.5mg/Nm³，均小于燃氣發電機組大氣污染物排放限制的二分之一。

資料顯示，總投資13.48億元的神華國華舟山電廠二期4號機組擴建工程，于2012年11月28日開工建設，同步配套建設高效煙氣脫硝裝置、率先采用濕式電除塵裝置。在煙氣脫硫方面，充分利用沿海電廠的有利條件，采用海水脫硫技術，成為首個獲得國家環保部評審通過的高效率海水脫硫項目，該項目環保設施投資達1.4億元。

“盡管現在有風電、核電等發電方式，但煤炭發電在今后一段時間內仍是中國日益增長的用電需求的主要解決方式，所以我們必須盡快實現煤炭機組‘近零排放’。”神華國華電力公司相關負責人透露稱，下一步，各個電廠將繼續進行老機組的技術改造，預計到2017年底，61臺機組中有46臺將達到“近零排放”標準。

有此設想的發電公司不僅神華一家。就在神華國華舟山電廠項目投入運行的前10天，浙江發改委發布了浙能嘉興電廠8號機組實現近零排放的消息。消息稱，這是我國投產的首套百萬千瓦燃煤機組煙氣超低排放裝置，8號機組采用“多種污染物高效協同脫除集成技術”，煙氣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水平達到或優于燃氣機組排放標準。

根據浙能集團官網披露的消息顯示，浙能集團計劃在2016年底前，完成60萬千瓦及以上機組的超低排放改造工作，2017年底前完成30萬千瓦機組的改造工作，投入資金近50億元。

而浙能集團如此大規模進行“近零排放”的背后是浙江省在政策方面的大力支撐。2014年，浙江省在全國率先開展了煤電清潔化建設改造工程，預計在2017年，省內所有燃煤機組的主要污染物排放將達到天然氣機組排放標準，尤其是對于PM2.5影響很大的煙塵實現接近零排放。

5月22日，浙江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制訂的《浙江省統調燃煤發電機組新一輪脫硫脫硝及除塵改造管理考核辦法(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辦法》)中也已明確，“超低排放”是指燃氣輪機組排放限值，即為煙塵排放濃度不大于5mg/m³、二氧化硫排放濃度不大于35mg/m³、氮氧化物排放濃度不大于50mg/m³。

在上述《辦法》中，浙江省明確了“2017年底前，所有新建、在建及在役60萬千瓦及以上省統調燃煤發電機組必須完成脫硫脫硝及除塵設施進一步改造，實現煙氣超低排放。鼓勵其他省統調燃煤發電機組加大環保設施改造力度，實現煙氣超低排放。”

同時，《辦法》也明確了監管考核獎勵機制，“省統調燃煤發電機組當年可達到超低排放標準的，年初按超低排放機組平均容量預安排獎勵年度發電計劃200小時。”

緊隨浙江省之后，突然刮起的火電“近零排放”改造風席卷廣東、江蘇、山東等省市，并大有向全國蔓延之勢。

記者在采訪調查中了解到，目前國內5大發電集團正在積極在東部地區推動“近零排放”，“為解決目前面臨的嚴峻環境問題，不排除其他省市也會效仿浙江省，開始對‘近零減排’實施獎勵政策。”有知情人士在接受采訪時表示。

何為“近零排放”

火電“近零排放”改造如一夜春風，成為國內火力發電領域的熱點話題。在5大發電集團紛紛重金投入的同時，關于所謂的“近零排放”究竟能夠走多遠的爭論也悄然醞釀。

所謂的“近零排放”是相對于燃機發電排放而言。目前，燃機發電的排放標準為：煙塵小于5mg/m³，二氧化硫小于35mg/m³，氮氧化物小于50mg/m³。截至目前，燃機發電的排放標準是國內最嚴格的。

今年7月，被稱為“史上最嚴的”的《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GB13223-2011)》(以下簡稱“《新標準》”)正式施行，這意味著自今年7月1日起，我國現有的火力發電鍋爐及燃氣輪機組將執行新的煙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煙氣黑度排放限值。這份被業界冠以“九級颶風”稱號的新標準與歐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經濟體現行標準不相上下，一度讓國內火力發電行業叫苦不迭。

與2004年的舊版本相比較，《新標準》對污染物的限額大大降低。例如，過去燃煤鍋爐的二氧化硫排放限值為400mg/m³，而《新標準》中燃煤鍋爐的二氧化硫排放限值是200mg/m³，新建鍋爐為100mg/m³，排放限額被“腰斬”。同時，煙塵排放低于30mg/m³、氮氧化物排放低于100mg/m³，這比舊標準中50mg/m³和400mg/m³都大大降低，氮氧化物削減四分之三;此外，《新標準》特別新增了汞的限排標準。

從上述標準不難看出，實施了“近零排放”的燃煤機組的排放指標仍大大優于這份“史上最嚴的”減排標準。

不過對于“近零排放”在指標上呈現出的優勢，王志軒有著不同的看法。他認為，目前所謂的“近零排放”存在概念不清的情況，一般是以“燃機排放標準”作為判斷根據，對排放標準的表面化錯誤理解造成荒謬的結果。“燃氣用于民用的環保性能和便捷性要遠遠優于直接燃煤，而煤炭集中發電的優越性大大優于散燒煤。所以，不同品種的能源應當擔當不同的功能，采用不同的排放標準，如果硬要把燃機排放標準當成燃煤電廠的‘近零排放’來衡量，就是要驢當戰馬、馬拉磨。”

他同時指出，目前煙氣連續監測技術難以支撐“近零排放”監測數據的準確性，用日平均濃度或者多日平均濃度的監測數據與排放限值直接比較是概念性錯誤，運行時間不足也難以證明“近零排放”系統的穩定性。

除了對指標的準確性的質疑之外，對于投入巨資實施“近零減排”燃煤機組改造是否能夠真正達到的預期效果也尚存爭議。

“如果我國燃煤機組都進行‘近零排放’環保技改，全國的粉塵排放量將降低95%、二氧化硫排放將降低94%、氮氧化物排放將降低92%。”在談及“近零排放”技術的推廣價值和環保效益時，神華國華電力研究院總經理孫平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

對此，王志軒則認為，目前《新標準》已經是世界上最嚴、史上最嚴的排放標準，尤其是對特殊地區的特別排放限值要求已經大大超越了“最佳可行技術”的范疇。只要所有電力企業做到了穩定達標排放，初步測算，全國電力煙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3項污染物年排放量之和僅約800萬噸。在我國當前結構性污染沒有很大改善的情況下，大量未經治理或者污染控制水平很低的污染源(如工業鍋爐、民用煤散燒)才是影響空氣質量的“真兇”，持續要求燃煤電廠在高水平污染控制條件下進一步持續減少排放量，對霧霾的減少和環境質量的改善幾乎沒有作用。

“而且，由于低硫、低灰、高熱值燃煤是實現‘近零排放’的基本前提，對煤質的苛刻要求勢必造成電廠擠占優質煤資源，造成低質煤流向其他用戶，有可能‘近零排放’還會間接增大環境污染。”王志軒擔憂。

標準“拔高”誰買單?

有趣的是，對比《新標準》頒布初期的憂慮抱怨，此輪“近零排放”的燃煤機組改造雖投入巨大，但卻是由發電企業主動實施的。

上述提及的項目中，嘉興電廠項目單臺百萬千瓦燃煤機組進行超低排放改造工程的投入一次性增加2億元左右，神華國華舟山電廠二期4號機組環保投資達到1.4億元，而國華三河電廠1號機組整體改造投資也高達1.9億元。

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有業內人士指出，“近零減排”之所以投入較大，主要是其不僅僅要求火電廠在脫硫、脫硝、除塵裝置方面進行技術革新和升級，而且對于煤質成分、鍋爐選型、引風機配置、催化劑適應性甚至是整個發電系統性能優化和設計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單臺發電機組改造的投資加大，勢必也會增加發電廠的機組運行成本，并最終導致電價成本提高。”

對于各地愈演愈烈的燃煤機組“近零排放”改造趨勢，王志軒認為，一旦“近零減排”成為強制性要求就需要相應的電價保護，但倘若沒有強制性減排要求，則不宜出臺電價，而企業對自己主動“近零排放”的行為應具有承擔經濟代價的準備。

今年4月18日，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新一屆國家能源委員會首次會議，明確要求促進煤炭集中高效利用代替粗放使用，保護大氣環境。會議還明確提出了我國要新上一批高效、清潔的燃煤火電機組。

近年來，國家一直嚴格淘汰、關停小型火電機組，在面臨項目被關停的同時，如何確保發電量不減成為各大發電集團首要解決的問題。而根據“等量替換”原則，申請節能降耗的大容量機組，不僅更容易獲得“路條”，而且可以成為火電企業擴大裝機容量的方式之一。單就2014年上半年而言，就有國電漢川電廠、國電寧夏方家莊電廠等多個項目獲得了批復。這些火電企業通過上馬大型發電機組，在項目審批難的情況下也實現了擴產的目的。

今年6月底，國家能源局印發《關于下達2014年煤電機組環保改造示范項目的通知》，明確煤電機組環保改造示范項目名單。在這份示范項目名單中，共涉及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上海、廣東等7省(市)的13臺在役燃煤發電機組，其中103萬千瓦機組1臺、100萬千瓦機組4臺、60萬千瓦機組4臺、35萬千瓦機組3臺、33萬千瓦機組1臺。據稱，在這些示范項目中，達到“近零排放”的項目有神華、浙能和華潤三家。其它示范項目也都在朝著這個目標前行。

“有的是為了獲得對企業當前或者未來發展有利的新的煤電項目的審批，有的是為了現有煤電的生存，以防止過度關停還處于‘青壯年’且有良好效益的煤電機組，有的是害怕政府讓企業實施燃氣替代煤電從而付出比‘近零排放’高出約數十倍的成本，還有的是因為種種原因與地方政府達成某種協議。”王志軒如此概括火電企業積極推動“近零排放”背后的原因。

有消息稱，今年底，國家能源局將對所有示范改造機組的技術路線進行比較，擇優向全國推廣應用。不過，未來“近零減排”燃煤機組是否會得到大規模推廣，甚至成為強制性要求，恐怕還需要謹慎考慮眾多因素。

王志軒表示，目前，不論是電力企業還是環保企業都應真正地回歸到依法達標的軌道上來，回到良性競爭、規范競爭的軌道上來，對盲目推進的“近零排放”應當迅速降溫，以避免全社會更大的損失。

“目前即使是達到《新標準》要求，企業就需要投入大量資金進行技術改造，如果進一步推廣‘近零減排’標準，甚至是強制性要求，恐怕企業難以承受巨大的資金壓力。”某小型發電廠的負責人這樣告訴記者。

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認為，“近零排放”在技術上是可行的，但要想此標準推廣至全國，還應分析其經濟性。“我國火電減排已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超過美國，但再為了1%、2%的減排效果，付出這么大的代價，有多大意義?”

“從歷史進程看，提高污染物去除效率、降低污染控制成本和體現節能減碳等綜合效益的污染控制技術是環保產業和電力行業不斷追求的永恒目標。當中國結構性污染解決之后，在經濟能力明顯增強、全社會需要更加優美的環境之時，具有明確定義和真正法治化要求下的‘近零排放’是必然會來臨的。”王志軒強調稱，當前，監測方法不支持、環境效益很小、經濟代價太大的“近零排放”不應該發展、更不應該“大躍進”式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