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經國家發改委核準的首批煤制氣示范項目之一，位于內蒙古克什克騰旗的大唐克旗煤制氣項目于去年投產后曾出現故障，已于今年3月恢復正常生產并向北京供氣。這是國內首個大型煤制氣項目進入商業運營。據統計，目前我國煤制氣項目主要集中在新疆和內蒙古，兩地計劃產能占全國的80%，其中新疆備案的項目有22個，產能約千億立方米。內蒙古有12個，產能規模約740億立方米。大唐項目通氣引發業界高呼煤制氣重大突破，煤制氣迎來黃金時代。

當前中國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是我們遭遇霧霾的一個主要原因。2013年9月份發布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要求，到2017年實現我國煤炭占能源消費總量比重降到65%以下，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力爭實現煤炭消費總量負增長。充足的能源供應是保障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減少煤炭消費比重需要其他替代能源，短期內天然氣作為清潔能源無疑是最佳選擇。隨著我國“煤改氣”進程的加快，天然氣消費量迅速增加，供需缺口嚴重。2012年我國的天然氣消費1471億立方米，其中進口量為425億立方米，對外依存度高達28.9%。

燃煤發電提供我國電力消費的近80%，因此采用燃氣代替燃煤發電是治理霧霾的一個重要措施。但是，煤制氣是一個高耗能的生產過程，是指通過煤炭與蒸汽、氧氣在高溫高壓下進行反應，產生主要由一氧化碳和氫氣組成的混合氣體，再進一步合成甲烷的過程。這個生產過程需要消耗煤炭，同時排放二氧化碳、氮氧化合物、二氧化硫和粉塵。考慮到煤制氣的副作用，應將煤制氣的生產環節和終端應用環節綜合考慮，計算煤制氣生命周期的排放量總和。粗略計算，煤制氣發電的每一度電耗煤在386-455克標準煤之間，而2011年全國火電行業的平均煤耗為329克標準煤，煤制氣發電的煤耗比直接使用煤炭高17.3%~38.3%。這意味著，從一次能源消耗的角度來講，使用煤制氣發電會消耗更多的煤炭。

目前火電的脫硝和除塵技術也已經成熟，氮氧化合物減排效率在70%~90%之間，除塵效率更是達到99%以上。煤制氣生產過程中的除塵標準大體和火電相近，其氮氧化合物減排效率甚至達到90%以上，比火電更高。但煤制氣發電的氮氧化合物和粉塵的排放還是分別比燃煤發電高出11.7%和80%，主要原因在于煤制氣發電較低的綜合能源效率。在現有的技術水平下，煤制氣發電的綜合能源效率在27%~31.8%之間，而最新的超臨界燃煤機組發電效率已經達到40%左右。也就是說，煤制氣的能源轉換效率較低，形成同樣的發電量需要消耗更多煤炭，從而可能造成更多污染物排放。

政府的政策應對

為引導煤化工產業良性、持續地發展，政府應實行有針對性、前瞻性的政策措施。

對于煤化工，國家的基調應當是支持的同時加以限制。無論如何，政府應當制定合理的規劃，對煤化工產業的有序發展加以引導，對在什么地方該做、什么產品該做這兩個關鍵問題上慎重規劃，實行總量控制。在對地方的考慮上，要使得煤化工產業的發展從當地資源能源稟賦及經濟基礎條件出發，充分考慮市場因素，符合當地建設與運輸條件，避免不結合當地情況和不考慮資源特點的盲目發展。在對產品的考慮上，要盡量選擇一些相對環保、市場缺口大、有利于進行精深加工以提高附加值的產品，關注煤化工主要研究領域以及關鍵技術的進展，盡量采用環境友好型的高新技術。

首先，以“十三五”規劃為契機，規范項目審批程序，制定嚴格的產業準入要求，把握總量控制。國家能源局于今年7月間發布的上述通知再次強調，禁止建設20億立方米及以下規模的煤制氣項目和年產100萬噸及以下規模的煤制油項目。實際上，這一標準在2013年就已經提出過。自2006年以來，政府基本上每年都會出臺政策，明確煤化工產業的審批標準，試圖引導產業發展，事實上這些標準并沒有被嚴格執行。地方政府為了獲得煤炭產業鏈延伸帶來的收益，拉動GDP和就業，明知違反國家標準，也上馬了各種煤化工項目。所以，對于國家來說，規范審批程序和制定嚴格標準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加強懲罰和監督力度，使政策標準具有應有的約束力和執行力。地方政府則需要全力配合，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以引導和服務為主，避免過度參與地方經濟發展。

其次，要充分考慮環境和水資源問題。煤化工產業是以大量耗煤為生產基礎的，這一過程勢必帶來環境污染問題，并且煤化工需要水資源保障。我國煤礦資源和水資源逆向分布，使得煤化工項目多建設在新疆、內蒙古、山西等突出缺水地區，許多地區的煤化工企業不但擠占生活用水、農業用水，甚至利用地下水來發展煤化工產業，給水資源帶來了極大的污染隱患。因此政府在項目規劃時，要充分考慮當地的環境承載力和治理成本。并且要制定嚴格的排污和耗能標準，甚至可進行強制性的技術改進。另一方面，對于降低污染，提高能源轉換效率的煤化工技術研發，要給予更多政策支持。

最后，政府要對煤化工的投資進行合理規劃和有效引導。發展煤化工產業對環境要求非常高，必須要充分考慮各方面因素，謹慎論證項目的可行性。一方面，從自然環境來看，一個煤化工項目每年的煤炭消費量在幾百萬噸左右，綜合考慮項目的投資收益年限以及煤炭的開采率，就需要有幾十億噸的煤炭儲量，才能滿足一個煤化工企業的長期發展需求。因此，一個地區如果煤炭資源不足或者質量不佳，則不適宜發展煤化工產業。另外，正如前文提到的，地區的環境承載力、治理成本以及水資源條件也需要謹慎考慮。

另一方面，從項目收益性的角度來看，目前的投資過熱也是由于一些企業和地方政府盲目認為煤化工產業存在巨大的利潤空間。其實，煤炭價格不會持續低迷，隨著煤價逐漸趨于穩定，環境成本、人力成本會急速上升，煤化工項目的利潤空間將會受到壓縮。更重要的是，一旦產能過剩嚴重，造成一些煤化工產品供過于求，用煤制成的產品收益極低甚至是沒有市場，那還不如干脆直接賣煤。

結論

總結一下，如果“煤改氣”是為了治理環境污染，那么發展煤制氣將與初衷相背。煤制氣大規模發展的主要動力應該來自保障能源安全或者是其經濟性。因為，將煤炭轉換成天然氣，本身是一個高耗煤的生產過程。大規模發展煤制氣不利于煤炭消費總量控制，其污染排放也要高于直接使用煤炭。盡管煤制氣可能采用比燃煤發電更先進的減排技術，但由于煤制氣發電的綜合能源轉換效率較低，其排放也要高于燃煤發電。大規模發展煤制氣替代燃煤，實際上只是將污染排放從東部轉移到了西部，從整體上會增加全國的排放量，也不利于應對氣候變化。因此，煤制氣應該至多是一個保障天然氣供需和治理霧霾的補充手段。除非煤質不適合發電，否則同樣是二次能源，在西部發展大型超臨界燃煤電站，通過特高壓輸送到東部，可能更清潔和更有經濟性。

政府最近設立了較高的煤制油氣準入門檻，也明確了基本產業政策：煤制油(氣)不能停止發展、不宜過熱發展、禁止無序建設;堅持“量水而行”、清潔高效轉化、示范先行、科學合理布局、自主創新等原則;示范項目必須符合產業政策;滿足具體的能源轉化效率、能耗、水耗、二氧化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等指標要求。綜合起來看應該是很全面了，但現實中能否真正規劃和引導煤化工產業健康發展，還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合，以及對行業發展的有效監管。

另外，在控制污染排放方面煤制氣沒有優勢。不僅是發電，將煤制氣的應用擴展到交通、烹飪和供暖等領域，煤制氣的生命周期中碳排放也將比直接使用煤炭高36%~108%。據估計，將煤炭轉換成天然氣再進行發電，比直接燃煤發電多排放40%~50%的二氧化碳;其中煤制氣生產環節的二氧化碳排放占總排放的70%~80%，天然氣發電產生的排放占20%左右，此外還包括在運輸環節產生的一些碳排放。

煤制氣發電會形成硫化物、氮氧化合物和粉塵等大氣污染物，這也是煤制氣利用中值得關注的排放問題，因為上述三種物質是形成霧霾的一個主要原因。并且，煤制氣發電的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和粉塵排放均高于燃煤發電。近年來我國加大了對工業二氧化硫排放的治理，燃煤發電的二氧化硫排放得到很大改善，由2005年的6.4克/千瓦時下降到目前的2.26克，脫硫率也達到95%以上。煤化工多采用克勞斯硫回收工藝，目前的技術水平能使脫硫率達到97%左右。但是，由于煤炭投入量大，煤制氣發電的二氧化硫排放比直接使用煤炭發電高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