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綠色金融在我國備受關注。但一直以來，我們并沒有從戰略層面對金融體制與環保制度進行統籌，而僅僅是把金融政策作為環境管理戰術層面的一種手段，沒有充分發掘金融體制對于環保的根本性、全局性作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這是推動綠色金融發展的重大機遇。我們要在國家依法治國的整體框架下，以推動綠色金融的法治建設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改革方向，最終確保綠色金融在法制框架內穩健運行。

金融業環境責任的法制化是促進綠色金融發展的關鍵

一是以立法的形式確立金融機構的環境損害責任。

1980年美國頒布《綜合環境響應、賠償和責任法》（又稱《超級基金（Superfund）法案》），提出對已污染場地進行清理的要求。通過這項法案，國會授予聯邦政府從潛在責任方收取與污染場地的認定、評估和清理等有關成本費用的權利。由于超級基金法案建立了無限連帶責任制度、具有追究既往的法律效力，且執行異常嚴格，使得投資貸款的銀行可能因為投資者的違法行為而承擔責任。

1990年，艦隊保理公司案，法院判定艦隊保理金融服務公司對持有借款人用于清償的資產負有環境整治責任。此案件之后，據美國銀行協會的調查顯示，由于存在可能涉及環保法律責任的風險，美國62.5%商業銀行拒絕了相關的貸款，甚至其中45.8%的銀行在之后完全拒絕了諸如化學設施、待處理液等環保風險較高的產業貸款。2003年，來自美國環保局生態系統研究部的調查顯示，由于銀行擔心會陷入承擔無限責任的困境，64%的受訪銀行會定期審查低限額貸款的環境風險。

可見，明確金融機構的環境責任，立法是關鍵。只有國家在環境責任的立法上對金融機構的環境責任進行明確，才能使金融機構有動力去防范環境風險，幫助客戶減少污染。

二是通過建立相關法律法規，加強對長期資本以及政策性金融機構環境責任的監管。

所謂長期資本是指那些關注長期穩定收益而非短期巨額回報的資本類型。比較典型的長期資本有國家主權基金、養老金、企業年金、保險資金等。長期資本與政策性金融機構因具有公共屬性，其投資應符合國家整體利益和社會效益，其中包括應盡可能避免投資項目對環境和社會產生負面影響。目前，雖然中國社保基金理事會已將“責任投資”規定作為全國社保基金投資的原則之一，一些政策性銀行也制定了執行綠色信貸的相關政策，但由于缺乏強制性監管和與執行政策相配套的實施細則，實施效果并不理想。

因此，只有盡快修訂《公司法》、《證券法》等相關法律，規范長期資本投資機構和政策性金融機構的投資行為，以立法強制信息公開，才能真正使其投資行為符合環境責任。

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法律制度是綠色金融的內在動力

當前，影響綠色金融發展的最重要因素是法律及其執行體系。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更加嚴格的環境保護法律體系，將會給企業帶來高額的成本，進而影響到金融機構的借貸資金安全，迫使金融機構慎重考慮由環境問題引發的金融風險，并進行相應的環境風險防控。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用嚴格的法律制度保護生態環境，加快建立有效約束開發行為和促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的生態文明法律制度，強化生產者環境保護的法律責任，大幅度提高違法成本。這將為綠色金融在中國的發展起到關鍵的推動作用。

一是嚴格的環境保護法律體系，將會激勵金融機構提高風險防控能力。

隨著中國環境形勢的不斷惡化，各種涉及環境問題的法律、法規和環境標準將會大量出臺，并且日趨嚴格。不良的環境表現會使金融投資客戶盈利能力下降，并最終危及債務安全，增加客戶償還債務的風險，進而對投資者產生不利影響。因此，金融機構無論從事何種業務，都應將環境風險作為一種新的風險予以足夠的重視，并且在投資前就應識別出來。

國際上很多金融機構為了降低運營風險，已將潛在的營業收入、成本及風險整合到日常業務中。有些銀行甚至從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規定了必須禁止或限制參與的領域。例如，匯豐銀行規定，對于處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地或拉姆薩爾濕地公約保護地內的運營和建設項目，匯豐銀行將不提供直接支持的金融服務。

近年來，由“全球氣候風險投資者聯盟”開展的一項調查發現，70%的資產所有者正在尋求那些負責任的企業，這些企業具有更好的治理能力，較少的環境和社會成本以及較高的投資回報率，這些企業也因其投資風險更小、發展機會更多，并且具有更加安全的長期經營能力而得到投資者的青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