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13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上提出推動能源消費革命、供給革命、技術革命和體制革命。

筆者認為，能源革命對煤炭產業發展具有深遠的戰略影響。在能源革命的浪潮中，按目前的政策取向及正常的發展趨勢，煤炭需求將會面臨經濟結構調整和能源結構優化的雙重壓制，加之嚴重的產能過剩，以及煤炭資源的配置機制存在重大缺陷等，我國煤炭行業發展的形勢相當嚴峻。

但基于對能源革命的根本宗旨和基本要領的全面、深刻理解，從我國的特殊國情出發，通過加快推進煤炭開發、利用領域的技術創新和體制創新，煤炭產業完全能夠突破眼下的困境，闖出一條可持續的健康發展道路。

提要

能源革命的宗旨、要領及路徑選擇

能源革命的根本宗旨和基本要領

推進能源革命，首先要深入、全面地領會能源革命的根本宗旨和基本要領。能源革命是中國夢的有機構成部分，能源革命必須服從于、服務于實現中國夢的需要，中國夢是能源革命的終極淵源。同樣，環境美好是實現中國夢的內在要求，能源安全是實現中國夢的必要保障。

在環境閾值以內、在低廉的能源價格水平上保障能源供應安全，才是最成功的能源革命。這是因為，實現中國夢必須建立并維持具有競爭優勢的、強大的實體經濟，而能源成本高低是衡量一個經濟體系是否具有競爭優勢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能源價格與企業的所有要素資源價格都有正相關關系。

總之，兼顧環境效益、經濟效益和供應安全的三維能源革命才是最大程度實現中國夢的能源革命。

減少能源消費環境代價的最大空間

第一，我們以霧霾為例來分析能源消費所致環境危害。據統計，我國年平均霧霾天數在2002年及以前基本上在6.5天/年以下，2003年～2006年上了一個臺階達到9.8天/年，2007年～2010年再上臺階，平均12.5天/年，2011年和2012年平均18天/年，霧霾讓人不堪忍受是在2013年，全國平均霧霾天數飛躍式跳升到35.9天。

根據有關研究，煤炭、石油消費是霧霾天氣增多的主要原因。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3年煤炭、石油消費量分別是24.75億噸標準煤和6.9億噸標準煤，比2010年分別增長12%和11.8%。根據國家規劃，2020年能源消費量48億噸標準煤、煤炭占62%測算，2020年煤炭消費量比2010年增長35%。據此，如果噸煤大氣污染物排放量比2010年下降35%，即可實現煤炭消費增長但大氣污染物排放量仍在2010年水平。

第二，煤炭燃燒的污染物排放濃度從技術上已經能夠達到甚至低于燃氣鍋爐的排放濃度。根據京津冀三地公布的空氣顆粒物來源解析報告，北京、天津和石家莊三地燃煤對空氣顆粒物的“貢獻”分別為22.4%、27%和28.5%，機動車的“貢獻”分別為31.1%、20%和15%。燃煤污染雖是現實問題，但這并非煤炭自身的問題，而是利用方式的不清潔問題，在這個問題上，許多人在認知上出現嚴重偏差。

第三，煤制油、煤制氣、煤制烯烴等現代煤化工技術日新月異，正在打造我國能源的競爭優勢。現在我國已經擁有全球最為先進的煤化工技術，基本具備大規模發展的基礎。科學地發展現代煤化工，調整煤炭的利用方式，可以明顯改善環境質量，這也應是治理大氣和環境污染、提高我國能源核心競爭力的主要產業手段之一。

總之，把能源開發利用的環境代價降低到環境閾值以內，是能源革命成功的前提條件，而減少能源消費環境代價的最大空間在于煤炭的清潔化利用。

我國能源革命的最佳路徑

對非煤能源能否在“三維能源革命”中擔當重任的問題，個人認為不宜過于樂觀。

首先，我國非化石能源的競爭力還有待考驗。大力發展非化石能源來替代化石能源，對于促使能源消費的環境代價重新回到閾值以內當然是一項很有效的措施。但隨著非化石能源開發規模的不斷擴大，資源開發的邊際收益會遞減，即使擴大開發規模能產生一定的規模效益，扣除目前國家政策所給予的各種優惠后，其經濟效益未必會有多么大的持續提升空間，低開發成本的非化石能源還有多大的發展空間，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

其次，油氣能源對外依賴度過高，環境效益進一步提高的空間有限。我國資源稟賦的特點是“富煤、貧油、缺氣”，過多地依賴進口油氣資源不利于保障我國能源安全。

再其次，應按打造我國經濟競爭優勢的需要來選擇能源革命的路徑。一個經濟體的主力能源在世界范圍內是否具備競爭優勢，是該經濟體是否具有競爭力的主要因素之一。

綜上，我國能源革命的最佳路徑應該是：大力開發非化石能源，同時要發揮我國煤炭資源優勢，加快推進煤炭的清潔化利用，重點發展煤化工多聯產，生產煤基能源化工產品，部分替代石油天然氣，以此將能源消費的環境危害控制在生態環境所能容許的范圍內，壓低能源價格，降低我國石油天然氣對外依存度。

煤炭產業面臨的戰略形勢

人口結構變化驅動經濟結構調整

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基于人口和住房這兩項制度變革，我國在本世紀初形成三大剛性住房需求：一是城鎮化加快推進所帶來的住房需求，二是適婚人口數量處在高峰、適婚青年結婚成家所帶來的住房需求，三是住房市場化所帶來的改善性住房需求。

最近幾年重工業及能源產業需求疲軟、產能過剩、經營困難，正是房地產及整個重工業能源產業鏈擠壓泡沫的必經過程。煤炭是調劑能源供需余缺的主要變量，煤炭市場嚴重過剩，非化石能源快速增長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令人擔憂的是，不久之后，我國將進入老齡化社會，原來大量住房存量將轉變為市場的有效供給，剛性住房需求會明顯走低，屆時將不可避免地出現住房建設規模明顯收縮的局面。該終端建設需求的下降將使重工業、基礎設施的建設規模也隨之收縮。受此影響，我國持續20多年的經濟動力結構偏重于投資、產業結構偏重于重工業的經濟結構將出現重大轉變，能源消費強度將出現一個明顯的向下拐點，能源消費彈性系數極可能降至0.3以下，甚至出現階段性的能源需求總量下降。煤炭作為調劑能源供需余缺的主要變量，其需求將受到更大強度的壓制。

為應對環境惡化而推行的能源結構優化

煤炭在我國一次能源消費中所占比重，在2010年為68%，2013年降至66%，根據我國的有關規劃，到2020年還將降至62%左右。但根據國家發改委11月4日公布的《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規劃（2014-2020年）》（以下稱《氣候規劃》），2020年能源消費總量為48億噸標準煤，比2015年的40億噸標準煤僅增長20%；其中風電、太陽能、生物質能發電到2020年裝機將分別達到2億千瓦、1億千瓦、3000萬千瓦，分別比“十二五”規劃的1億千瓦、2100萬千瓦、1300萬千瓦目標大幅增加1倍或以上；天然氣消費量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達到10%以上，利用量達到3600億立方米；常規水電裝機容量力爭達到3.5億千瓦，年發電量1.2萬億千瓦時；核電總裝機容量達到5800萬千瓦。

這意味著“十三五”期間（2016-2020年）煤炭占能源消費比重的下降幅度可能會高于之前的規劃目標。據測算，2020年煤炭消費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極可能降至60%左右，大約在28.8億噸標準煤，2014年至2020年間年均僅增長2.2%。按國家統計局數據口徑，參照煤炭平均熱值的變化趨勢，2020年煤炭需求實物量應該在42億噸左右。如果2020年以后石油、天然氣消費繼續增長，則煤炭需求將急劇下降。

產能嚴重過剩

我國煤礦建設存在批小建大和未批先建等違規現象，許多煤礦的“證載能力”明顯小于其實際能力，違規建設情況難以準確統計，因此，很難確切地說清楚我國到底有多少實際煤炭產能。國家發展改革委在2006年對全國煤礦生產能力進行全面復核時，核定煤礦生產能力24.31億噸/年，其中正常生產礦井生產能力20.35億噸/年，改擴建、技改和資源整合煤礦的生產能力3.96億噸/年。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06年至2013年間累計新增煤礦產能26.45億噸/年。據國家能源局數據，“十一五”期間全國關閉小煤礦9616處，淘汰落后產能5.4億噸/年，2011年、2012年分別淘汰4870萬噸/年和2347萬噸/年，估計2013年淘汰3500萬噸/年左右，2006年至2013年間累計淘汰煤炭產能在6.5億噸/年左右，照此推算，2013年煤炭產能應該在44.3億噸/年左右。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3年底全國在建煤礦產能10億噸/年，當年新開工煤礦產能4.4億噸/年，預計2014年及以后幾年還將開工一批現代化大型煤礦。即使今后幾年加大淘汰力度，預計2020年煤炭產能也能達到55億噸/年以上，相對于2020年煤炭需求42億噸，過剩13億噸/年。如果考慮違規項目的產能，實際產能過剩應該大于13億噸/年。

煤炭配置機制缺陷及個體理性的局限性

煤炭行業怎么會出現這么嚴重的產能過剩？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上所述，確有房地產泡沫引致市場盲目樂觀和非化石能源沖擊等客觀因素，但也有我國煤炭配置機制存在重大缺陷及個體理性局限性等主觀原因。

煤炭產業的特性

煤炭及其相關產業是資金密集型的長周期產業，也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煤炭及其密切相關的產、需、運產業皆是長周期產業，而且對煤炭及其相關產品而言，進行產能增減置換的風險大、周期長，市場“試錯”的成本很高。

我國煤炭供給量、需求量在短期內對煤炭價格不夠敏感。我國煤炭行業國有控股企業占主導地位，許多原國有煤礦體制不靈活，包袱較重，企業辦社會的費用不能因企業減產、停產而不予承擔。這些特殊國情致使我國煤炭開采成本高于其他主要產煤國的煤炭開采成本，煤炭開采成本中固定成本所占比率極高，變動成本很低。通常情況下煤炭銷售價格都會明顯高于變動成本，即使價格下跌導致嚴重虧損，銷售煤炭仍有十分可觀的邊際收益。

煤炭及其直接下游產品在市場體系中的功用價值定位相對穩定、固化，煤炭主要由大型企業大宗采購，零散的小額消費很少，可見煤炭需求及其市場結構都比較固化和剛性，這決定了煤炭需求在中短期內因價格變化而進行取舍替補的空間有限，對煤炭價格的彈性作用也很小。

煤炭資源配置機制的特殊性

煤炭市場與充分競爭的消費品市場截然不同。煤炭市場是一種“低彈性的片塊化市場”，其競爭主體適應市場變化而進行產能增減置換和需求取舍替補的流量較小、流轉速度較慢，價格變動對煤炭供需的影響在短期內不明顯，煤炭供需對價格的彈性作用只有在較長周期內才能顯現出來，資源配置的風險較大，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試錯”成本較高。

因此，煤炭及其相關資源的優化配置須以遠期（3年以上）預估價格為依據，進出市場皆應審慎為之。為避免對遠期價格的預估出現較大偏誤，煤炭供需企業應當具備高深宏遠的市場理性——從高遠宏觀視角來全面系統地研究市場供需、洞察產業發展的深層基因。

我國煤炭配置機制的

缺陷及企業市場理性的局限性

煤炭資源的優化配置須克服個體理性的局限性。我國的煤炭產業結構過于松散，行業協會也未能建立起能夠形成市場共識的煤炭監測預警體系，除神華等極少數企業具有能基本適應煤炭市場特性的市場洞察力及戰略意識外，絕大多數煤炭企業只看當下、不知深遠；加之房地產泡沫、運輸瓶頸制約、主產區資源整合等虛幻性、階段性市場信號的干擾，致使市場主體對煤炭需求的心理預期盲目樂觀，沉溺于煤價高漲的狂歡，不知煤炭“黃金十年”不過是上個世紀計劃生育政策和住房市場化政策的后續效應，是不可持續的階段性現象。

由于個體理性的局限性，國家編制的煤炭產業規劃得不到個體理性的認同，未能發揮指導企業決策的作用，國家也未能建立起監控企業進退動向及市場流量的業務平臺和管控機制，這是導致產能過剩的主觀原因。

煤炭行業

突破戰略困境的戰略性思維

煤炭行業所面臨的戰略困境

綜上所述，煤炭行業面臨的戰略形勢為：煤炭需求增勢平緩，且即將越過峰值開始下行，尤其令人擔憂的是進入老齡化社會以后有可能急劇下降；產能嚴重過剩，去產能不僅意味著資源損失，還意味著礦區社會失去經濟支柱；鐵路運煤能力大幅提高；國內煤炭成本高于主要進口來源國煤炭成本，但變動成本極低，即使嚴重虧損，煤炭銷售的邊際收益仍十分可觀；產業結構松散，面臨市場過剩壓力時必然會降價搶市場。

基于上述種種情況，煤炭價格具有很強的下跌勢能，如果沒有政府干預，價格下跌將難言見底，煤炭企業會陷入惡性循環中，這是一種戰略困境。

為此，需要深刻領會能源革命的根本宗旨和基本要領，開闊思路，大膽探索，化危為機，推進建設適應我國國情、符合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煤炭市場體系。

煤炭行業突破戰略困境的目標及基本要領

根據筆者對能源革命宗旨、要領及路徑的理解，契合能源革命要求的煤炭行業突破戰略困境的目標應該是：在擔當我國能源革命主導性力量的過程中實現自身的永續性脫困，亦即能夠可持續地在較低價格水平上保持合理利潤。

煤炭行業突破戰略困境的基本要領，是在先進生產能力得以充分利用前提下實現穩定形態的供求平衡。為此，需要培育煤炭需求的新增長點，去掉落后產能，甩掉包袱，建立壟斷競爭的市場結構，基本建立起能前瞻性規避風險、及時自我糾偏的行業自治體系。

促使煤炭行業突破戰略困境的基本策略

首先，政府促使煤炭行業脫困應統籌兼顧，注重長遠戰略目標。應把握以下幾個重點：

一是在戰術上，當務之急是對應予救助的重點企業給予政策扶持。二是加強煤炭清潔利用產業，尤其是現代煤化工的統籌規劃，促使現代煤化工快速、健康發展，培育煤炭需求增長點，防止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后煤炭需求急劇下降。三是應促使煤炭行業甩包袱，去產能。四是推進煤炭企業跨區域兼并重組，大幅提高煤炭產業集中度。五是搭建適宜平臺，建立有利于煤炭行業可持續健康發展的體制和機制等。

其次，強化調節煤炭供求的市場機制，優化產能結構和市場結構，壓低煤炭成本，充分釋放低煤價的市場效應。保持煤炭與其他能源的比價優勢，充分釋放低煤價的市場效應，是煤炭產業突破戰略困境的基本策略。但要在低煤價前提下實現合理盈利，必須降低全行業平均成本。

為此，應盡最大限度地利用先進煤炭生產能力，淘汰落后產能。對于違規建設煤礦，盡最大限度地通過整改和補辦手續使其合法化；對于資源接近枯竭、成本高、煤質差的煤礦，結合對老礦區的政策扶持，引導其自覺關閉，退出市場。

再其次，對于應予救助的企業，應以政策扶持為主，財政補貼為輔。可通過兩個方面的政策對重點企業進行扶持：一是在戰術上，按照“管住重點、放開市場”的思路來調節利益關系，階段性地建立設定最低限價的煤炭長協合同定價機制。二是在戰略層面上，應促使老礦區產業升級。

最后，政府搭臺、企業主導、協會唱戲，建立能前瞻性規避風險、及時自我糾偏的行業自治體系。一要建設全國統一的煤炭交易平臺。二要建立能夠得到市場認可的煤炭監測預警體系。三要大力推動跨區域兼并重組。四要建立以行業自治為本、以政府管控為末的行業治理體系。五要推動建立自由競爭與強制競合相結合的資源配置機制。

（作者單位：中國煤炭運銷協會。本文詳版見《煤炭經濟研究》201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