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魯爾地區，一個與京津冀有許多類似的重工業區。過去50年里，新興產業在這里蓬勃成長，曾經的高污染企業集群成了歐洲領先的環保技術中心，環保業成為當地的支柱產業。

短短一周放假、限產和限行之后，即使在氣流條件不利的情況下，北京也獲得了比較滿意的藍天。“APEC藍”因此而被載入史冊，成為北京人民的念想。APEC會議結束之后，京津冀地區便接二連三地被重度污染襲擊，藍天白云的偶爾出現更凸顯了“APEC藍”的珍貴與奢侈。但接受環境被污染的現實，并不是麻木與無為。

“APEC藍”反映能源結構問題

有關研究表明，燃煤電廠、鋼鐵廠和水泥廠等工業排放，占京津冀地區一次PM2.5顆粒物總排放的57%，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總排放的81%和64%。“APEC藍”極好地驗證了對京津冀地區污染排放源的正確判斷，以及對高污染企業采取管限措施的有效性。但要真正還京津冀地區一片藍天，僅采取短期的管限措施是遠遠不夠的。從長遠來看，減少京津冀地區的煤炭消費總量，削減“兩高”行業產能，實現傳統重工業的轉型升級和能源結構調整，才是擺脫當前經濟與環境發展困局的根本出路。

高耗能行業產能過剩和競爭力下降，已經不是一個新問題。在過去的十幾年時間里，相關政府部門和行業一直都在強調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性，也在不斷加強政府行政調控及收縮銀行對高耗能產業的貸款規模，但收效非常不顯著。工業生產力研究所（IIP）高耗能工業轉型升級項目組織專家對德國魯爾地區的實踐經驗進行了調研和梳理。針對京津冀地區霧霾治理和產業轉型困境，我們認為有兩個問題是當前急需突破的：一是對高耗能高污染產業發展導致的環境和健康問題，缺乏政治上的認識；二是在推動區域高耗能高污染產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未能建立支持產業轉型的創新網絡。

魯爾的借鑒

談到京津冀，就不能不談談德國魯爾地區，一個與京津冀有許多類似的重工業區。魯爾地區煤炭儲量占德國的3/4，曾經是西歐的鋼鐵生產基地，有著150年工業發展的歷史。在過去50年的時間里，魯爾地區的煤炭產量下降了90%，最后一個煤礦也將于2018年關閉；鋼鐵產量銳減，相關從業人員從23萬人降到不足5萬人。而新興產業則在這期間蓬勃成長，曾經的高污染企業集群成了歐洲領先的環保技術中心，環保業成為當地的支柱產業。

魯爾地區發展轉型有兩個重要推手，一是公眾對于重工業發展導致的空氣污染和水污染的日益憤懣，二是傳統重工業產能過剩、競爭力減弱，經濟開始衰退。魯爾地區在啟動藍天計劃前，也經歷了一個對環境問題從否認到重視的過程，在等待中推遲了行動的時間，增加了環境治理的難度和投資成本。

如果說十年前談高耗能高污染工業發展對資源、環境和健康的影響，有些過于“前瞻”，今天則到了必須在國家戰略和政治高度上都要重視的階段。但在地方政府的實際工作中，仍然更多考慮的是如何保證經濟增長速度、稅收和就業率，對環保設施形同虛設的企業“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能否真正關注環境污染對社會和公眾的影響，并將其作為地方政績的重要考量，及早納入相關部門的日常工作而不僅僅是環保部門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京津冀藍天保衛戰可否取得成功。

建立創新網絡

我國鋼鐵和水泥等高耗能行業已經進入全行業微利甚至虧損的狀況。工信部近期公布的首批淘汰落后產能和過剩產能企業中，河北省有20家鋼鐵生產企業、102家水泥生產企業、33家造紙企業、13家印染企業、11家平板玻璃企業、3家焦炭企業進入該名單。河北省在縮減鋼鐵企業規模總量和企業數量方面也提出了非常高的目標:到2015年，煉鋼產能總量將由目前的2.86億噸調整到2.2億噸，減少6600萬噸產能；有冶煉能力的鋼鐵企業數量由目前的150家壓縮到50家左右，到2020年減少到30家左右。在行業低迷和行政調控中，能夠走出困局的企業必然是取得創新發展優勢的企業，而京津冀地區這些進入關停并轉名單的企業還有眾多未進入政府有效監控的中小企業，它們的轉型更需要創新能力的注入。

魯爾地區在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十分重視具有創新能力的中小企業的建立和發展。為促進中小型企業和新興工業企業的發展，政府在魯爾區建立技術研究中心、科研成果轉化服務機構和科技革新信息中心，幫助中小企業擬定技術革新計劃，優先向其轉讓技術等措施，以促進中小型企業的技術革新。而對教育的投資，更是培育創新能力的關鍵。魯爾地區從沒有一所大學，到幾十年間成立了15所高等院校。這些教育資源和創新中心為高耗能工業轉型升級構建了核心能力，促進了新興產業的發展。北京的教育資源和創新中心在全國首屈一指，京津冀地區霧霾聯動治理能否取得長效，還要看北京和天津的創新能力能否輻射到河北，能否為河北的產業升級注入新的活力。

（作者系工業生產力研究所高級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