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開始實施的新環境保護法，對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社會組織資格進行了明確界定，將成為環境監督的一個重要法制舉措。所謂環境公益訴訟，是指由于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的違法行為或不作為，使環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即將遭受侵害時，法律允許其他的法人、自然人或社會團體為維護公共利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訴訟。

近年來，生態環境問題日益嚴峻，被曝光污染環境的案件也呈上升趨勢，我國法院成功受理的環境公益訴訟案件卻呈整體下降趨勢，立案受理難、證據收集難、判決執行難成為環境公益訴訟面臨的三大難題。

新環保法助力環保公益訴訟

12月16日，江蘇泰州備受關注的1.6億元天價環境公益訴訟案二審再次開庭。訴辯雙方圍繞污染物傾倒數量、環境修復費用等問題繼續展開答辯。結果是，污染企業當庭道歉，并詳細介紹了治污措施。此案法院將擇日宣判。這是我國環境公益訴訟中迄今為止提出賠償額最高的一起案件。

在12月4日、12月16日兩次開庭共8個多小時的攻防激辯中，雙方就“環保聯合會作為社會組織是否具有訴訟主體資格、企業排污與環境受損之間有無因果關系、損害結果如何認定”等三方面進行了多輪答辯。

據了解，由于此前我國對環境公益訴訟并沒有完備的機制，我國環保公益訴訟實踐常遭遇“有法可依”但“有法難依”的窘境。不少公益訴訟案件，法院均以原告主體不適合為由不予立案。蘇常隆農化有限公司等六家單位的代理律師在法庭辯護中也一致提出，于2014年2月份成立的泰州市環保聯合會不具備啟動公益訴訟的主體資格。

但從二審兩次開庭的情況看，環保組織具有訴訟資格、行為與損害存在因果關系兩方面極有可能得到確認。不少人將此次可能的“確認”與即將實施的新環境保護法聯系在一起。

耗時近3年、兩次公開征求意見并數易其稿，4月24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修訂后的環境保護法，并將于2015年1月實施。

按照新環保法規定，明確“依法在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和“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連續五年以上且無違法記錄”的社會組織可以提起公益訴訟。初步統計顯示，基本符合條件的社會組織將超過300余家。主體資格不明將不會再成為環保公益訴訟的門檻。

中華環保聯合會法律服務中心副主任，督察訴訟部部長馬勇認為，今后通過環境公益訴訟來遏制企業對環保的破壞和損壞將會是一個常態，用法制化的方式去推動環境保護也將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方向。

馬勇指出，今后工作的重點和難點應放在訴訟實務及程序設置上，比如如何取證，如何分配責任，如何進行損害鑒定和評估等一系列可能面臨的實質性困難。“如何運用貨幣化方式給出最終污染行為造成損害的量化的標準，可能是將來環境訴訟面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環保公益訴訟面臨三大難題

據了解，像江蘇泰州案這樣的環境公益訴訟案，屬鳳毛麟角。中華環保聯合會統計顯示，環境糾紛進入司法程序的不足1%，絕大多數都是通過行政部門處理。環境糾紛量持續增多和環境公益訴訟量很少之間形成了巨大反差。

中國政法大學污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十余年來支持的500多起案件中，有四成案件懸而未決，在無法立案、無法審判之間徘徊。專家指出，我國針對環保公益訴訟的司法保護制度不足，導致通過訴訟解決環保糾紛難、耗時長。

一是立案受理難。據統計，從2000年到2013年，全國環境公益訴訟案件總計不足60起。從起訴主體看，絕大多數是行政機關和地方檢察院等公權力機關，環保組織起訴的案件很少，個人訴訟更是難上加難。多位環保組織負責人告訴記者，一些地方法院認為涉環保糾紛應由政府部門解決，法院審理起來非常困難，而不愿受理立案，即使能夠受理立案，也因難以抵擋地方政府的干預而不了之。

二是證據收集難。對于環境污染受害者來說，搜集證據幾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如果地方政府支持污染企業，當地環保局根本就不會為公益訴訟原告提供有關污染的數據。此外，原告請求賠償，需要鑒定單位評估損失額，這樣的要求往往遭到拒絕。而缺乏損失額的評估依據，經常成為法院判定原告敗訴的重要理由。

三是判決執行難。一些基層環保工作者說，環保公益訴訟極少會立案，立案之后極少勝訴，而即使是最終宣布勝訴的案件，按照勝訴判決如期執行也是難上加難。一些企業以虧損為由拒絕履行環保賠償義務，有的環保糾紛官司一打就是十幾年，曠日持久的“拖”和“磨”中，大量環境違法行為得不到處罰，我國生態環境總體持續惡化的趨勢得不到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