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力爭常規水電裝機達到3.5億千瓦，風電2億千瓦，光伏1億千瓦，這是《能源發展戰略行動計劃(2014-2020年)》為可再生能源設定的發展目標。但現實是，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與傳統化石能源存在著利益博弈，棄水、棄風、棄光等相伴而生的痼疾也一直難以根治。

與此同時，可再生能源長期依賴的補貼政策也開始松動。今年年初，發改委正式公布了陸上風電上網電價調整結果，將第一類、二類、三類資源區風電標桿上網電價每千瓦時降低2分錢。最近也有消息稱，明年光伏電價補貼也會大幅下調，可再生能源與傳統能源的競爭優勢進一步削弱。

面對重重阻力，如何才能實現未來中國的能源轉型目標?

限電利益之爭

2月5日，在綠色和平組辦的“中德能源轉型論壇”上，各路專家學者對中國能源轉型面臨的問題進行了激烈交鋒。

“我常說為什么棄風限電啊，是因為誰發電誰掙錢，你不讓火電發電，火電就掙不了錢”，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風能專業委員會秘書長秦海巖直言，可再生能源與傳統能源存在利益之爭。秦海巖表示，在哈密等“三北”地區，一些可再生能源項目還沒怎么發展，火電基地就先建起來了。“如果這樣搞下去，結果談何調整啊?”秦海巖對可再生能源的未來表示擔憂。

其實，在西北部一些能源大省，這種不同電源之間的利益之爭相當普遍。由于遠離用電負荷中心，當地豐富的電力資源難以就近消納，只能通過外送通道輸送到用電大省。但現實是，外送通道建設遠遠趕不上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步伐，這就造成了風電、光伏與傳統火電搶通道的問題，如果給火電讓位，棄風棄光就不足為奇了。

甚至在不同省份的不同電源之間，這樣的利益之爭也難以避免。內蒙古電力公司電力調度主任候佑華對華夏能源網研究員吳可仲稱，“去年湖南省全省火電告到了能源局，這時我們出臺的政策是，大量的要救湖南的火電”，候佑華表示，湖南的火電得救了，意味著四川的水電就得棄水。

為何湖南火電得救了，四川水電卻要倒大霉?其實早在2013年，河南也曾上演過類似的戲碼。當時，河南在當地火電供大于求的情況下，仍然不得不按照計劃從西北和山西等地購入20多億千瓦時的電力。表面這種利益之爭的背后，折射出的是電力市場長期缺乏統籌兼顧的深層次問題。說白了，就是行政計劃調度過度干預市場選擇，從而導致資源錯配。

電價體系如何設計?

對于中國能源轉型面臨的困境，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環境政策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Hans-JoachimZiesing博士給出了自己的建議，“消費者對價格是比較敏感的，在中國的體制中如果沒有價格信號，你不可能改變任何人的行為方式”。Hans-JoachimZiesing認為，中國能源要想成功轉型，電價必須改變。

“幾年前德國對海上風電很便宜，當時覺得很簡單就能傳輸過來，現在我們把海上風電又重新定價了，這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必須要調整”，談及中國的電價政策，德國聯邦環境署環境規劃與可持續發展戰略處處長HarryLehmann博士從德國能源轉型的案例中給出了自己的看法。HarryLehmann認為，電價體系不是一成不變的，必須要適時調整，“我們要找到電價合適的范圍，某些行業電價要高，如果這個行業用電過多、負荷過大，就要給出電價的提高信號”。

候佑華表示，前幾年一些可再生能源項目爭先上馬，核心問題就在于價格引導。“現在光伏也是大家一窩蜂的上，也不考慮需求，它本質上也是一種價格的引導”，候佑華認為，要想成功實現能源轉型，就要設計一個合理的電力價格體系。

那么怎樣的價格體系才算合理呢?候佑華對筆者表示，至少應該符合三點要求：一是不要造成電源大規模、集中的建設，特別是技術還不是太成熟的一些電源的大規模集中上馬，否則會帶來很多問題;二是使相關各方有一個合理的價格利益預期，但又不能獲得暴利;三是要使價格體現出責權利，就是收益越高風險越高的原則，不能只讓大家看到收益而看不到風險，這樣會使大家建設過程中不理性。

“市場化是解決的主要手段”，候佑華最后強調，只有市場化的價格體系才能使資源配置達到合理，而且才能夠做到責權利對等統一，如果沒有這種責權利對等統一的關系，靠人為設定一些價格，解決價格中各種各樣的問題，那是做不到的。

“真正決定能源走向的是能源價格，所以只有市場化的價格體系，才能真正使你的能源體系走到合理的和你想需要的方向上來”，候佑華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