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柴靜是同齡人，都是1976年的。3月1日的《穹頂之下》視頻。我從頭到尾認真看了，拍得很好，很震撼，分析問題也入情入理。其中，她將能源央企——特別是中石油和中石化這“兩桶油”列為霧霾的罪魁禍首之一，這再次點燃了“體制外”人士對兩個石油巨無霸、航空母艦企業的憎恨。

在中國，和很多國家一樣，基本上是精英治國。普通老百姓所關心的，是日有所食、病有所醫、老有所養。憂國憂民、參政議政的是精英人士。所不同的是精英人士的構成。由于國情特點，中國目前的“精英人士”大致可分為體制外和體制內人士。體制外精英人士基本以非公有制經濟和社會自由（公共）知識分子為主；體制內人士基本以政府、國企以及公立學校、研究機構的人員為主。兩類人由于利益取向和角度不一致，對事物、事件的認知往往有差異，甚至是相悖的。而且這種差異和分歧越來越大。以至于到現在，凡體制內人士贊成的，體制外人士就反對。反之亦然。

之所以啰嗦以上這一段，主要還是有感于《穹頂之下》引發的口水戰如此之激烈，是近年少有的。這是好事，君子和而不同。作為在石油央企工作的一員，我算不上是體制內精英人士中的一份子，只是無名小卒。但我發現自己已經成為體制外精英人士“打擊”的對象。無論我說什么，都可能被體制外人士認為是代表體制內說話，有失公允，但我還是要呼吁，我們應該擱置因角度、立場的不同而產生的對《穹頂之下》這一作品的爭議，而把重點放在我們雙方通過碰撞形成的“共識”上。畢竟，只有“共識”，才是解決問題的基礎。

到底有什么“共識”呢？我個人認為，至少有四點：

共識之一：中國是一個“大政府、小社會”型的國家，政府在治理霧霾的問題上將發揮“決定性”的關鍵作用。

我是研究能源戰略的。國家有“大政府、小社會”和“小政府、大社會”之分。東方國家和亞非拉大多欠發達國家屬于大政府小社會型國家；西方國家，特別是歐洲和北美，屬于小政府大社會型國家。中國是典型的“大政府、小社會”國家。不僅是大政府，中國的政府簡直就是“全能型”政府。社區、社會力量的聲音和實力非常微弱，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在中國，幾乎沒有真正意義上的NGO（非政府組織）。而西方的小政府社會，往往是社會組織一鬧騰，民眾一游行，政府就開始著手解決問題。在中國，一項事關國計民生的問題，如果沒有政府的牽頭、引導和政策上、行動上的支持，問題的解決絕無可能。霧霾問題也是這樣。我想說的是，與其體制外、體制內人士在霧霾形成原因、解決方案上相互爭辯、相互指責，倒不如形成一些共識性的思路或方案，共同推動政府在治理霧霾這一問題上做得更好、更快、更接地氣。

共識之二：柴靜及其團隊耗費大量精力推出的《穹頂之下》，是出于公心和良知，是“陽謀”，而非“陰謀”。

有些人攻擊《穹頂之下》的主要理由是片子最后出現的字幕上有美國“福特基金會”。于是乎，他們似乎找到某種“心理平衡點”了，大肆攻擊柴靜這部作品是美國人支持的，是美國人的陰謀，是美國人為了扼殺中國的傳統以煤、油為燃料的制造業而發起的輿論戰、媒體戰。柴靜本人也成了“假洋鬼子”，再加上她又有在美國生小孩的“污點”。于是乎，有些國人對這部作品的態度開始從“欣賞”變為批評甚至謾罵了。一些國人總喜歡用“陰謀論”的思維來考量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我們的種種反應。歸根到底，這是一種不自信的表現。畢竟，我們落后得太久了。落后久了就會產生恐懼和心理感應。我的研究經歷和經驗告訴我，翻開美國的國家和企業戰略的布局，他們的“大棋局”往往是透明的，是公開的，是“明擺著”的棋局。只是因為美國太強大，國人們往往覺得它很“陰險”，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個臺階：“它太陰險了，我打不過它是理所當然的”。福特基金會支持柴靜拍這部《穹頂之下》，充其量只是對中國環境保護問題的一種關注，或者說是一種商業行為而已。不必大驚小怪。如果我們認定這是“陰謀”，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而放任或疏于對霧霾的治理，就因小失大，反而成了美國的“鷹派”和反華人士所樂于看到的了。

共識之三：在當下中國的煤炭消費占一次能源消費總量近7成、石油消費占總量近2成、天然氣消費只占0.5成的“畸形”格局下，短期內（10年之內）改變此格局幾乎是不可能的。

經過柴靜及其團隊此次的“科普”，國人們已基本清楚，霧霾的形成其主因是大量燃煤和燃油，而且兩者之間的燃燒殘渣在空氣中還發生化學反應，導致霧霾的毒性增大。

情況基本清楚了，那如何整治？讓煤炭一夜之間消失？或者三至五年內降至一次能源消費的30%左右？要知道，30%的消費占比是國際平均水平。

有無這種可能？鄙人認為，除非燃煤的綜合成本已經顯著高過石油、天然氣、核電或其他可再生能源，否則大幅度降低燃煤消費量是天方夜譚。人類是經濟動物，是有極高的經濟敏感性的。說得直白一點，是“價格”這一看不見的手在主導這人類使用能源種類的歷史變遷。人類一開始是木材為主的能源消費時代，接著（19及20世紀上半葉）進入煤炭時代，現在是石油天然氣時代（中國依然是煤炭時代），未來將會過渡到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時代。但主導這一變遷的最核心因素一是價格，二也是價格，三還是價格！

人類不是因為全球的木材消耗完了，不得已才轉至煤炭的，而是木材的綜合成本（含環境成本）在過去的某一時點超過了煤炭。于是，木材燃料大部分被煤炭取代了，當然，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農村依然不乏利用薪柴作為主體能源的現象。當前，石油取代煤炭也是這樣，未來天然氣取代石油煤炭還是這樣。因此，除非短期內煤炭的消費綜合成本已經高過石油和天然氣，否則其消費量絕無可能大幅下降。因為人是逐利的，企業也是逐利的。“在利益面前，上帝也會妥協的。”

但是，如果政府強力推動，給煤炭和石油施加更多、更嚴苛的消費政策和約束性條件，導致其消費綜合成本上升的話，這兩大類化石能源則是能夠更快地被取代的。

共識之四：治理霧霾必須穩準狠，“穩”意味著統籌兼顧、穩健推進，“準”意味著對癥下藥、措施到位，“狠”意味著不留情面、不留退路。

統籌兼顧是“科學發展觀”的根本方法，在治理霧霾上，我們仍要強調科學發展觀。說到底，我們國家的人口太多了，社會的底子太弱了，這是中國最大的國情。必須統籌平衡好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民眾就業、社會穩定之間的關系，不能一蹴而就，更不能因噎廢食，這聽上去像大話、套話和官話，可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做好“平衡”。

統籌兼顧這一中式理念在西方管理學界有個很好的管理工具與之對應，這就是“平衡計分卡”，即注重財務與非財務、短期與長期、結果與驅動、內部與外部因素之間的平衡。在霧霾的治理上也是如此。特別重要的是，在霧霾問題解決上，體制內和體制外的精英人士必須達成“平衡”，相互信賴，目標合一。

穩健推進，顧名思義，就是要“分步走”，容易解決的先行，難啃的硬骨頭通過打攻堅戰、甚至壯士斷腕的方式解決，這就需要做好解決霧霾的“頂層設計”，做到有序有力、大小兼顧。

對癥下藥就是要找對方法。霧霾問題既是環保問題，也是民生問題；既是社會問題，也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既是專業化范疇的技術問題，也是連三歲小孩都有切實體會的大眾問題。這就需要一套“組合拳”的解決辦法，需要多管齊下，需要多措并舉。

措施到位就是要講究執行力，持之以恒，考核監督一起上。不留情面很關鍵，不管是作為“共和國長子”的能源央企，還是擁有良好品牌聲譽的民企，國家在企業節能減排、環保技術推廣、落后產品設備升級改造上，必須鐵面無私，發狠心、下狠手。不留退路更關鍵，必須以背水一戰的勇氣打贏這場攻堅戰。說到底，環保問題、霧霾問題能否有效快速解決也是事關中華民族存亡、國家長治久安和黨的執政地位、執政能力的問題。

如果中國的體制內、外精英人士能夠謀求共識、達成一致，“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中國就沒有什么解決不了的問題，包括霧霾在內。愿“倫敦霧”不會在中國上演！愿美麗中國不只是“中國夢”的一部分，而成為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

作者為石油業內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