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王家嶺“3·28”透水事故搶救被困礦工的工作取得突破性的進展，被困的153人中，115人已經安全升井。被困礦工能在井下堅守八天八夜后成功生存,這是中國礦難救援史上的奇跡。

必須承認，事故的結果極其幸運，但我們不能將每一次礦難都寄托在奇跡和幸運身上。在事故發生之后，追究原因，避免再次發生事故，才是最重要的。從目前媒體透露的信息看，王家嶺事故的原因可能有：

第一，搶工期。在中煤集團一建公司山西臨汾碟子溝項目部會議室的墻上，貼著“勇爭第一”4個大金字。為了勇奪第一，礦井準備趕在今年10月份投入運營，比預訂的計劃提前了5個月。據了解，該公司2010年奮斗目標是產值6億元、利潤3000萬、成巷進尺39000米。在這個目標下，公司對于各個施工單位實行“進尺考核制”，掘進多了受獎，少了則會受罰；

第二，安全意識淡漠。在透水事故發生之前，礦工兩次發現滲水并進行報告，都沒有引起注意；

第三，違反安全規程。按照規定應當先探水然后再掘進，但是探水工作并沒有做到位；

第四，安全設施不到位。在大干快上的同時，確保生產安全的軟硬件設備，包括排水設施等都沒跟上；

第五，不重視安全和逃生技能的培訓。比如，有礦工反應，99％的礦工不會用自救器，只有少數干了很多年的老礦工，遇到過事故的才會用。可見，這起事故發生的直接原因是礦工“意外”鑿穿地下水，但種種跡象表明，意外的后面有許多的必然。

如果把王家嶺透水事故發生的這些原因放到任何一起已發生的事故中，我們很容易就會發現，這些原因竟然具有極大的普適性。而且，越是大型的煤礦，越是極易出現以上列舉的種種原因。

在2009年之前，山西將“帶血的GDP”的原因歸結于小煤窯。比如，據官方統計，大約90%的煤礦事故都發生在地方小煤礦，認為小煤礦追求超額利潤、安全保障條件差、機械化程度低。在這個思想指導下，山西毅然推動了煤炭企業的重組，通過重組，山西煤炭業的所有制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雖然官方介紹，通過重組，混合所有制成為最主要形式，但事實上，山西煤炭業基本被政府指定的5家大型國有煤炭企業所控制，煤老板基本被驅逐出了山西煤炭業。

筆者一直認為，“煤老板”的出現是一個制度性的錯誤，“煤老板”不僅造成了對資源的枯竭式的開采，更使得中國煤炭行業的產業集中度在產煤大國里最低，并且每百噸煤的死亡率高于美國上萬倍。在國際上，中國作為煤炭生產大國，但整個煤炭產業的效益、安全、生產率等指標遠遠落后于美國、澳大利亞等國，這和以“煤老板”為代表的個體經濟模式顯然有很大關系。“煤老板”應該退出歷史舞臺，山西應該提高煤炭產業的集中度。這些努力的方向都沒有錯，山西不僅應該為之，而且應該盡快、果斷為之。

山西重組煤炭業的首要目標之一，是提高煤炭業的安全度，但將煤炭業的安全寄希望于國有化，很顯然是用一個錯誤糾正另一個錯誤。事實證明，在煤炭領域，國企天然的官商一體的壟斷身份，恰恰是煤炭生產安全最大的體制隱患，以去年發生的山西屯蘭礦難、重慶同華礦難、河南新華礦難、黑龍江新興礦難為例，其中3起發生在國有大型煤礦。再從以往煤炭安全事故看，80％以上的特大礦難都發生在國有或國有控股煤礦。盡管國有煤炭在安全的硬件設備上優于一些小煤礦，但這并不能為生產安全提供最終的保障。

這次王家嶺透水事故再一次證明，中國煤礦業的生產安全，不可能靠國有大型煤礦的壟斷得到徹底解決。確保煤礦生產安全的基本路徑，絕不在于所有制，也不在于規模，所有制不是煤炭生產安全的保障和分界線。無論什么樣的所有制，無論多大的企業，如果將效益置于礦工的生命安全之上，如果在制度上不重視安全的投入，如果沒有嚴格的問責機制，任何一種所有制、任何規模的企業，礦難的發生都會成為必然。

奇跡的最大特點是不可復制，王家嶺礦難留下的不是虛驚，而是實實在在的反思和教訓，我們更期待礦難不再發生，而不是奇跡般的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