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資源型城市由于長期開挖，加上煤電和煤化工企業較多，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問題普遍嚴重，采煤沉陷區環境整治和生態修復之路艱巨而漫長。

誰來承擔修復成本

在生態修復這場攻堅戰中，沉陷區的治理成本由誰承擔?

政策似乎很明確：“誰破壞，誰復墾;誰復墾，誰受益”。但現實情況卻是是，煤礦企業作為“破壞”者，卻不能成為“受益”者。因為煤礦開采用地是劃撥地，企業沒有使用權;要取得使用權，土地必須上市拍賣，而在市場不景氣條件下，誰會愿意出這筆額外的花費呢。不能成為受益者，企業當然不愿在采煤沉陷區治理上投資。政府不愿拿錢的理由也很充分：企業采煤賺過大錢，憑什么讓政府收拾殘局。

安徽省政協委員，安徽師范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周守標建議建立生態補償制度。周守標認為，通過完善產權機制、價格機制，交易機制、市場機制等，引導生態環境資源供求，使生態利益主體關系更加科學緊密。加快建立國民經濟綠色核算體系，國民經濟成本核算充分考慮生態環境成本，經濟增長率應充分考慮環境效應。盡快加強資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考核評價體系建設，使資源開發效率與城市生態環境相掛鉤，實現可持續發展預警與監管，促進資源開發和城市發展相協調。

安徽省民盟建議政府借鑒國外的成功案例，即由政府牽頭與銀行、證券等金融機構合作，建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基金，并通過生態修復的市場運作機制，使發展基金取得收益，不斷擴大規模;或采取多方籌資、專項管理的辦法。即企業按比例從煤炭銷售收入中出一部分、政府按比例從煤炭企業稅收中出一部分、中央轉移支付一部分、轉移安置居民因居住條件改善而自籌一部分。無論采取什么辦法籌措的治理資金，都應該在生態修復和環境優化過程中努力創造價值，把資金變為資本，使采煤沉陷區治理進入良性循環。

讓科技助力生態經濟

安徽省政協常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邱江輝認為加強環境治理，開展生態修復，既是民生工程，更可以蘊育新產業。她建議政府遵循生態規律，樹立循環經濟理念，合理培育開發，促進資源節約和綜合利用。

邱江輝說，銅陵市發展循環經濟的探索，應當在全省大力推廣。兩淮的一些縣區和企業力求擺脫“一煤獨大”的產業模式，立足盤活存量資源，探尋新產業，如淮南礦業挺進生態農業，推動企業轉型發展;鳳臺積極發展智慧農業，走集約高效現代農業路子，都應予以支持。近年來，省農業、科技等部門注重發揮中科大在功能農業的科技領先優勢，扶持富硒糧食、水果、水產、茶葉等農副產品的產供銷，創建食品安全創新基地、工程研究中心，推進功能農業產品的研發、制造、示范和品牌推廣，形成企業集群，構建全產業鏈，著力建設安徽功能農業產業高地，這是個極好的產業發展路徑。對于資源型城市解決大面積土地沉陷、農業可利用土地資源漸趨緊張的問題，對于提高土地附加值，增加農民收入，實現資源型產業和非資源型產業的雙輪驅動，無疑都具有先導作用和現實意義。

周守標委員建議政府大力引入從事生態修復的科研機構和科技企業，發展資源回收、再生資源產業和環保產業，改造高消耗的傳統產業，實現資源型城市在傳統產業中的綠色生態轉型。在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替代資源能源開發、降低污染物排放、廢棄物轉化等方面加強技術開發，以降低生態修復成本，增加再利用可行性。

發揮水的作用

隨著采煤區的不斷沉陷，水成為采煤沉陷區重要的資源。省致公界別的委員和專家們認為，采煤沉陷區水資源的綜合開發利用，是事關生態環境保護和發展的生態工程，也是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

安徽省致公稱，國外在此方面的引導與治理，已經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英國和美國礦業與環境委員會將沉陷洼地開發為林地、草地、農地、娛樂場所、野生動物棲息地;德國科隆市西郊在采煤沉陷的地形上造成了一個既有沼澤也有林地的環境，聚集了野生水鳥和動物。

但令人遺憾的是，與國外相比，我國的煤礦沉陷區開發利用率較低，僅為5%～10%左右。國內治理和研究的主要思路集中在沉陷區土地的整理與重建，傳統的治理方法是挖深墊淺，進行耕地復墾、改為建設用地等，但該治理方法受諸多條件限制，如取土問題、排水問題、交通問題、治理投入問題等，目前有很多局限性。

此次會議上，省致公界別的委員和專家們呼吁政府利用采煤形成的沉陷洼地建設平原區蓄水工程，開展地表水治理和地下水保護。擴大沉陷區庫容，利用沉陷區調節水資源平衡，統籌解決農業灌溉與城鎮發展用水問題。發展水產養殖，配套發展禽畜養殖、果樹種植及農副產品加工。利用采煤沉陷區大量積水區域建設濕地公園，維護城市濕地生態系統特性和基本功能，積極發揮改善城市生態環境、美化市容、科學研究、科普教育和休閑娛樂等生態環境和社會效益。從礦業發展和水資源開發利用兩方面取得雙贏，他們認為，以這樣的思路進行采煤沉陷區的綜合治理和環境建設，是一個嶄新的思路，具有重要研究意義和科研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