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持續下行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與此同時，中央把環境保護擺上更高的戰略地位，環境保護力度不斷加大，“環境保護力度太大造成了一些地方經濟下行”的質疑聲時有出現。2015年9月9日，環保部在京召開“環境保護優化經濟發展”媒體座談會，并公布一份由專家組經過長期調研形成的報告，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增速持續下降是由多種因素共同造成的，環境保護在短期和小范圍內可能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但不是經濟下行的主要因素。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南京大學環境學院院長畢軍、環保部環境規劃院副院長王金南等出席研討會并就環保與經濟發展關系與媒體記者進行深入溝通與交流。

經濟下行因素眾多，環保只占其一中國經濟在經過三十多年持續高速增長后，開始進入增速換擋期，與過去三十年經濟呈現周期性波動不同，此次經濟下行呈現三個特點，一是持續時間較長，從2010年第二季度以來已經持續5年，若從國際經濟危機前的高點2007年算起則已持續8年。二是下降幅度較大，從2010年GDP增速10.4%下降到2014年7.4%，若從2007年算起，則是從14.2%下降到2014年的7.4%，下降了一半左右。三是經濟探底后可能難以回復到原來的高度。

在我國經濟增速下行的同時，經濟結構在不斷優化。一是消費對GDP的貢獻率提高，2014年達到51.2%，2015年上半年達到60%，高于投資對GDP的貢獻。二是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持續上升，并超過第二產業。三是城鎮化率逐年上升，2014年達到54.77%。

李佐軍認為，目前我國經濟持續下行的因素是一個體系，環保只是其中之一，現階段影響經濟下行的因素有9個方面，環保因素占1/9甚至不到。

對于影響經濟下行的因素,李佐軍分析指出，從短期來看，經濟下行主要有四個影響因素。一是出口同比增長持續下降。從2010年的31.13%下降到2012年的7.9%，再到2015年第一季度的4.9%。二是投資不如以前強勁。三大投資方面，制造業投資受制于產能過剩，基礎設施投資受制于地方債務壓力增加，房地產投資面臨拐點，投資對GDP增速的貢獻率從2010年的54.8%下降到2014年的48.5%。三是我國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從1978年的48.8%下降到2012年的29%，遠低于美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四是經濟政策的副作用和后遺癥，2008年以來，我國通過一系列經濟刺激政策拉動經濟發展，但隨著時間推移，刺激政策的邊際效益逐步下降，副作用逐步加大。

從中長期來看有五個方面的影響因素。

一是人口因素，2011年開始，我國15～64歲的生產性人口比重下降，人口紅利拐點到來，提前進入老齡化社會。

二是資源因素，高速工業化、城鎮化消耗資源越來越多，對外依存度越來越高，對資源的投入和成本需要增加。

三是環境因素，環境污染治理壓力增大，從多方面影響經濟發展，既有正面也有負面影響。

四是我國經濟發展所處發展階段是關鍵因素。從工業化角度來看，我國工業化進入到中后期階段，同時處于重化工階段的下半程，與重化工階段上半程是資源、能源、密集型重化工業快速發展時期，拉動GDP的能力較強相比，下半程是技術、知識密集型重化工業與生產服務業相交融的階段，拉動GDP的能力不如上半程。

五是改革難度大。改革效應的滯后性、改革的多重目的以及改革本身面臨的阻力影響部分經濟增長。此外，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改革難度加大。

從影響經濟下行的因素看，環境保護確實是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之一，但是并不構成主要因素。環境保護對經濟下行的短期影響主要表現為：淘汰落后產能帶來GDP減少，污染治理投入造成企業成本增加等。

環境保護優化經濟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綠水青山，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兩山論”形象地反映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反映了環境保護對經濟的重要作用。

國內外許多理論、實證研究和經驗表明，環境保護對經濟發展具有優化促進作用。據畢軍介紹，環境保護管制成本的加大，短期內可能會增加局部或個別企業成本，但是會從根本上改變企業發展的動力機制問題，環境管制的加強并不一定會帶來經濟的下滑，實際上，無論是從短期還是長期，都會給企業的環境、社會、經濟效益帶來動力。國內研究表明，每增加1%的環境管制成本，大約會有0.12%的研發強度的增加，0.3%的專利數量的增加，0.2%的銷售收入的增加。

具體而言，環境保護對經濟發展的優化作用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其一，直接拉動經濟增長。據王金南介紹，“十二五”前期(2011—2013年)，狹義的環保投入(環境治理)大致是2.33萬億元，拉動GDP2.56萬億元，占同期GDP1.64%。從出臺的“大氣十條”“水十條”和即將出臺的“土十條”來看，“大氣十條”拉動GDP增長1.94萬億元，“水十條”將帶動GDP增加5.7萬億元。在宏觀層面上，逐年增加的環保投入產生了拉動經濟發展、拉動內需、增加就業等積極影響。

其二，“淘汰黑貓”，驅動產業轉型升級。畢軍指出，嚴格的環境法規標準，有助于提高企業創新動力和競爭力，給整個產業帶來轉型機遇。

以浙江省鉛蓄電池企業發展為例，浙江省通過加嚴環保標準，整治關閉224家鉛蓄電池企業，而蓄電池行業總產值不降反增。對此，王金南指出，沒有環保要求倒逼，企業就沒有轉型升級動力。

胡鞍鋼認為，中國進入綠色發展時代，這也是一個淘汰“黑貓”的時代，通過淘汰“黑貓”，使其變成“綠貓”，增強企業的綠色競爭力，解決污染問題。

其三，催生綠色經濟增長，帶來新的經濟增長點。加大環保力度有利于促進環境友好產品和設備的生產、生產工藝綠色化、污染治理、生態修復以及資源循環等產業的發展，在新常態下創造新的增長點。如煤炭總量控制政策催生出能源合同管理等市場化節能模式和節能服務公司。

王金南認為，“十三五”時期應把綠色驅動作為重要驅動力，只有認識到綠色驅動力是結構調整的驅動力，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才能跟上世界特別是發達國家步伐，否則仍將處于低端方陣。此外，畢軍指出，環境稅費的實施，可以有效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推動“良幣驅除劣幣”，同時，對環保產業的優惠政策將進一步鼓勵節能環保產業的發展。

其四，加大環境保護可以減少污染造成的健康和經濟損失，改善環境質量，給公眾帶來健康福祉。近年來，由于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了巨大經濟損失，有關研究表明，每年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經濟損失約占我國當年GDP的6%左右。目前，對生態環境的經濟社會福利的衡量在現有核算體系里面沒有體現，王金南院長指出，綠色GDP2.0版本里希望能把環境質量改善的經濟福利、效益核算出來，以體現環境保護在經濟增長、社會福利方面帶來的收益。

綠色發展時代呼喚環保發揮更大作用我國正在迎來綠色發展時代，胡鞍鋼認為，從中國視角來看，與30多年前開始進行改革開放實現經濟起飛完全不同的是，目前我國最稀缺的已經不是物質資本、物質財富，而是生態資本、生態財富。歐美日國家發展經驗表明，如果我國向中等發達國家邁進，就要學習其他國家發展的經驗教訓：不僅要創造物質財富，也要創造生態財富;不僅要進行物質投資，也要進行生態投資，包括環境保護的投資。

實現綠色發展，步入綠色時代，需進一步發揮環境保護對經濟發展的優化作用，著力從以下四個方面推進。

一是正確處理環境保護在經濟發展中的定位，增強綠色定力。要正確處理好環境保護在經濟發展中的定位，越是經濟增速下行，越不能放松環保工作，而要增強“綠色定力”，發揮環境保護對經濟的優化作用，倒逼經濟轉型升級，擠掉粗放發展水分，實現環保與經濟的雙贏。胡鞍鋼認為，我國可以利用后發優勢，在相對短的時間內進入到綠色發展階段，進入到環境治理良好的國家。

二是大力發展節能環保產業，增強綠色驅動力。通過加強綠色技術創新，一方面增強綠色技術創新能力，推動綠色“中國制造2025”，推廣先進、適用的清潔生產技術和設備等，另一方面著力探索綠色產業鏈模式，例如“互聯網+”創新綠色產業模式等。此外，結合“一帶一路”“京津冀區域一體化”等國家戰略布局實施綠色產業重大工程。同時，推進綠色產業市場化改革。

三是嚴格環境標準法規，建立公平競爭環境。畢軍指出，綠色增長是世界發展的趨勢，但是在中國現有的前提下，綠色增長不是自覺自發過程，要想中國的綠色增長走到自覺地自發的道路上，環境保護合理的、嚴格的環境法規的執行非常重要，只有如此才能進一步實現環境保護優化經濟發展的目標。

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環境經濟部主任葛察忠建議，要繼續加大環境污染治理力度，不能因為經濟下行而停止治理，但是可以適當改進治理方式，強化常態化、法治化、精細化的管理，通過環保法律法規和市場機制調整污染治理結構。同時加快創新性經濟發展，增加新的就業機會，化解經濟下滑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問題。

四是疏堵結合，建立和完善相關保障政策。一方面加大環境保護力度，另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相關保障性政策，幫助政府和企業度過“難關”。依法落實環保稅收優惠政策，完善綠色信貸機制，完善財政資金使用和補貼政策，建立和完善企業關停后的下崗、失業人員的保險、就業保障、再就業、安置補貼等政策。

(錄音整理、文/《環境保護》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