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篇題為《核電將毀滅中國》的文章在社交媒體上廣泛流傳。文章通過聳人聽聞的表述與觸目驚心的圖片，輔以“請有孩子的人轉發”的恐嚇式的副標題，煽動公眾的反核情緒。該文論斷片面，邏輯推理錯亂，不值得一信，卻促使我們思考以下三個問題。

為什么要發展核電

羅馬俱樂部在1972年發表的《增長的極限》報告中稱，資源消耗、環境污染等五大因素，將使傳統的經濟增長出現極限。如果說因為經濟發展水平和規模所限，當時的中國人對此還“無動于衷”的話，那么40多年后的今天，我們終于有了“切膚之痛”。

首先是以煤炭為代表的化石能源的使用所帶來的大范圍空氣污染問題。2014年，在全國開展空氣質量新標準監測的161個城市中，有145個城市空氣質量超標。京津冀區域13個地級以上城市PM2.5年均濃度平均超標1.6倍以上，霧霾成為困擾國人的“心肺之患”。其次，是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碳所造成的全球氣候變化。雖然中國的人均能源消耗與發達國家尚有差距，但是我國能源結構以煤為主，作為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近四分之一的排放大國，面臨著巨大的國際壓力。最后，煤炭資源面臨枯竭。我國是全球煤炭資源較為豐富的國家，但人均擁有量卻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67%。更有研究表明，在2013年世界前10位原煤可采儲量最多的國家中，中國的儲采比最短，僅有31年。

與燃煤發電會產生二氧化硫、粉塵、氮氧化物、二氧化碳、汞等污染物質不同，核電生產過程是清潔的。與水電、風電和光伏發電相比，核電不受自然條件的約束，發電量大且穩定，是公認的基載電力。從發電成本看，核電也較低。隨著大氣污染治理的深入和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承諾的臨近，燃煤電廠的污染控制和碳捕捉與儲存成本將顯著增長，其上網電價超過核電為期不遠，核電的經濟性進一步凸顯。

可見，發展核電既是消除霧霾的需要，也是應對氣候變化之需，更是經濟之選。

核電安全嗎

安全是可接受的風險，用風險概率衡量安全水平是目前科學界主流認為更合理的尺度。一個人在生活中可能遇到很多危險，比如地震、火災、交通事故、醫療事故、溺水、食物中毒等。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不可能也不能夠要求核電零風險。

風險控制專家科恩（B.L.Cohen）把可能影響一個人預期壽命的因素做了一個以天為單位的統計。在可能讓人短壽的2800多天里，每天抽一包煙少活1600天，生活貧困減壽700天，各類事故435天……一輩子生活在核電站附近只占0.4天。

從1954年6月蘇聯奧布寧斯克世界首座核電站投入運行以來，全球先后有30多個國家擁有了核電站。2013年全球核能發電23590億千瓦時，占總發電量的11%。60多年來，全球發生過美國三里島核電站、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和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三次嚴重的安全事故，其中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造成30人死亡。比起談核色變，人們往往忽略了環境污染給人類健康甚至生命帶來的危害。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14年發布的數字，2012年空氣污染在全球造成700萬人死亡——該數字確認了空氣污染是全球最大的環境健康風險。

核能發電目前還做不到萬無一失，但是其發生事故的風險已變得越來越低。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認為，文明興衰的基本原因是挑戰和應戰。對一個民族來說，有挑戰，能正確地應對，文明才能得到發展。我們對待包括核電在內的一切事物，都要有這樣的態度。

如何發展核電

截至2013年末，全球共有13個國家和地區的核電發電占比超過20%，其中法國更是高達73.3%。作為我國未來可持續能源體系的重要支柱，核能是向低碳能源體系過渡的主力能源，是兌現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的基礎。目前，我國核電發電占比僅為2.1%，在國際上處于較低水平。

能源安全對國家繁榮發展、人民生活改善、社會長治久安至關重要。中共中央提出，要推動能源供給革命，建立多元供應體系，著力發展非煤能源，形成煤、油、氣、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輪驅動的能源供應體系。在采取國際最高安全標準、確保安全的前提下，抓緊啟動東部沿海地區新的核電項目建設。

目前，我國有核電發展規劃，但缺乏法律基礎，至今尚未出臺核安全法。國外核電發展的經驗表明，核安全立法是確保核電安全的基石。比如，核電大國法國就通過《核信息透明與安全法》來確保核電決策的公眾參與和信息的透明與可獲得，充分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和參與權；并建立起獨立于政府和核電企業的社會監管委員會，將公眾監督落到實處。總之，在核電發展過程中，加大對公眾知情權的保護，鼓勵公眾全過程參與，使核電站的規劃、選址、運營有一個清晰、開放、透明的過程，是獲取公眾信任和讓公眾接受核電的關鍵。

中央提出要堅持共享發展，核電發展必須考慮如何帶給當地百姓切實的利益和實惠。在這方面，政府和核電企業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作者系環境保護部宣教中心主任、本報記者葉樂峰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