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中國政府對外發布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2015年度報告》。報告顯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同比下降6.1%，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11.2%，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了21.88億立方米。這些數字基本達到或超過了我國之前對外所宣布的承諾目標。

縱觀人類社會，造成氣候變化的根源正是人類自身，即人類為追求經濟社會發展所消耗的大量含碳化石能源。因此，從氣候變化的成因來看，沒有一個國家或個體可以逃避。但同時，氣候變化是一個長期的溫室氣體排放積累下的氣候異常，這意味著當前的氣候變化是由歷史上長期的溫室氣體排放引起的，而這些歷史排放更多來自發達國家。這一基本事實構成了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最基本原則，即“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并在1992年被列入人類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綱領性基礎文件——《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當中。

盡管國際社會接受“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理念，對其具體解讀、執行模式卻沒有形成一致的具有約束力的文件，而這一問題在近年來隨著國際社會形勢的變化而凸顯，成為了阻礙“后京都議定書”之后，形成具有全球法律約束力的應對氣候變化協議的關鍵。解決的核心在于作為當前氣候變化問題的主要責任方——發達國家能否更大力度地擔負起減排責任，以及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和兌現允諾的技術和資金支持；而作為當前主要溫室氣體排放責任方的發展中國家，能否積極加入或承諾，并兌現其具有約束力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

2009年備受關注的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之所以流產，根本原因就在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沒有對上述核心問題達成一致協議。即將于本月30日在巴黎舉行的2015巴黎氣候峰會同樣被各界寄予厚望，其擔負著2020年后國際社會能否在一個具有約束力的減排協議下應對氣候變化的重擔，其成功與否仍然取決于對上述核心問題的解決。那么，從2009年到2015年，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雙方到底發生了哪些變化呢？

對于發達國家而言，變化最為顯著的就是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和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之一，美國在1997年就簽署了《京都議定書》。但自2001年，布什政府認為減排與其國家利益不符，繼而中止執行減排責任。然而，2009年后，奧巴馬政府改變了以往布什政府對氣候變化的態度，認為應對氣候變化與振興美國經濟的工作是一致的，特別是對于在2008年經歷了陣痛的美國而言，清潔能源的開發將成為美國經濟新的增長點。為此，美國制定并大力推行其清潔能源法案。根據該法案，美國將在接下來的10年內投資1500億美元開發潔凈能源，從而創造500萬個新就業機會，并且到2050年，實現電力的25%來自可再生能源。而對應的溫室氣體排放，2020年前將降低到1990年水平，2050年進一步減少80%。除了大力發展清潔能源外，美國借助其“頁巖革命”的成功，大力推動天然氣發展，降低對煤炭等高碳化石能源的依賴，同時通過提高傳統燃煤電廠的排放標準來進一步限制煤炭使用。這些措施使得美國能夠實現奧巴馬做出的2020年溫室氣體排放在2005年基礎上減少17%的國際承諾。而在2014年11月《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美國提出2025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在2005年基礎上減少26%至28%。這無疑為其他發達國家做出了表率，特別是在美國和日本應對氣候變化有所退卻的情況下。

對于發展中國家，變化最為顯著的無疑是中國。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能源消費國和第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雖然在氣候變化中承擔的歷史責任較少，但是對于當前及未來氣候變化的責任是不容忽視的。可以說，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其應對氣候變化的態度和決心對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有著重要的意義。近年來，中國不斷對外公布各類官方減排文件。比較有代表性的如2009年，中國宣布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40%至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達15%；2014年11月《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宣布中國到2030年前后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且努力盡早達到峰值，計劃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20%左右；2015年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提交的《強化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中國國家自主貢獻》中重申上述約束性指標，并提出2020年森林面積比2005年增加4000萬公頃，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13億立方米，203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至65%，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45億立方米左右。為了使這些承諾更好地落實和被國內外所監督，中國每年定期發布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年度報告。

可以看出，自2007年中國正式成立國家應對氣候變化領導小組以來，其對氣候變化的應對舉措實現了從弱到強、從相對到絕對的兩大顯著變化，特別是提出2030年排放絕對量達到峰值的承諾，與其他眾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提出的相對減排而言，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充分體現了一個大國的擔當。而根據相關評估，中國目前的對外承諾已經超過了其合理份額的自主決定貢獻。

綜上所述，盡管2009年根本哈根氣候峰會留存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特別是資金籌措和技術轉移等議題，但從近年來中美兩個大國的行動來看，兩大集團，即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正朝著解決核心議題的方向努力，并且已經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一致性協議達成的基礎業已逐漸形成，這無疑為即將召開的巴黎氣候峰會帶來了更多的希望和期待。

（作者為中國石油大學（北京）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