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副主任劉建興在“構建多元投融資機制，促進亞太區域互聯互通”研討會上透露，能源和電力是過去十年中國企業“走出去”失敗項目金額最多的領域。

據劉建興提供的數據，2005年~2014年間，我國能源和電力行業對外直接投資失敗項目金額最多，達893億美元，占同期全部失敗項目金額的36.3%。

這表明，高收益的能源領域投資同時也伴隨著高風險。

《中國科學報》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我國能源企業對外投資失敗的原因既包括企業自身的投資手段不力，對投資對象、投資區域的判斷和把握失誤等，同時也涉及非市場因素的風險，如政治層面的反壟斷調查、人文層面的勞資矛盾等問題。

投資對象集中致潛在風險大

“對于能源產業而言，其前期資金投入巨大，回收周期較長，短期經濟效益并不明顯。”一位不愿具名的暨南大學教授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為了較快實現成本回收與周期盈利，我國能源企業大都將資金進行了集中式的對外投放，普遍將石油、天然氣等傳統能源產業作為首要投資對象。

龍源加拿大可再生能源有限公司提供的數據印證了這一說法：2004年以來，我國海外能源投資主要以石油、天然氣等自然資源為主，其中與石油相關的投資累計達1477億美元，與天然氣相關的投資累計達285億美元，兩者合計占到中國海外能源總投資大約78%。

該教授分析，相對集中的資金投放，加大了對于投資對象的依賴黏性，其自身利益也與投資對象牢牢捆綁。而為了獲取經濟效益，則必須保障投資的后續跟進。這就使得我國能源企業對外投資面臨著較大的潛在風險。

我國曾經與委內瑞拉的石油開采合作就是一個深刻教訓。

2008年，我國與石油能源大國委內瑞拉簽訂了石油開采的長期合同，以中石油為代表的中方企業在該項目上投入了巨額資金，甚至暫停了原本計劃在其他地區的投資項目，并將資金也調配至委方的石油項目之中。然而，由于委方原因，雙方合作的石油項目始終處在開采運作緩慢、出油質量較差的尷尬階段，為了維持既有項目的推進進度，中方企業不得不持續投入資金進行后續支持，但經營狀況始終未見好轉。委方則開始提出項目暫停、約定賠償等，雙方合作的石油項目被迫進行重組，而中方企業也因此損失了近200億美元的巨額資金。

此外，龍源加拿大可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分析師段永平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表示，由于我國能源企業對外投資起步較晚、起點不高，對資金和投資手段的認知與駕馭也較為單一，實際運用缺乏靈活性，導致了一些收購、并購項目的失敗。

政治風險評估須重視

“從近年的實踐來看，非市場風險已經成為了我國企業海外投資過程中的重要威脅。”神華科技研究院研究員申萬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非市場風險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政治風險。

事實上，從2005年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以185億美元收購美國優尼科公司遭到政府干擾以失敗告終開始，每年中國海外能源投資都有因受到政治因素干擾而不成功的案例。

記者從龍源加拿大可再生能源有限公司了解到，據不完全統計，中國海外能源投資因受到干擾而導致沒有成功交易的項目投資額累計超過800多億美元，以項目投資額來估算，中國海外能源投資因受到干擾而沒有成功交易的比例約為25%。

“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從10億美元增長到1000億美元花了13年，而且大多集中在風險敏感度高的能源資源行業。短短時間內如此迅速的投資擴張，當然容易讓東道國產生激烈反應，也就意味著投資面臨的政治風險至少在短期內還會繼續增加。”美國康涅狄格大學政治學副教授鄭宇向《中國科學報》記者表達了自己的擔憂。

鄭宇表示，投資企業與東道國進行利益分配大有講究。“在能源資源開采行業，傳統方式是東道國政府按照產值定額征稅。這種方式確保了政府穩定的收入，但弊病在于沒有考慮價格變動對政府利益的影響。”也就是說，一旦產品價格上漲，跨國公司獲利豐厚，政府就容易眼紅，產生國有化的沖動。

“政治風險實際上是投資的大環境，有一些企業對這種風險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政治風險是不可控風險，轉移度低，所以在收購過程中要重視對當地政治風險的評估，根據評估結果有計劃地控制投資的規模和進度，另外還要配置相關的保險來緩沖這種風險。”鄭宇提醒道。

投資前景仍樂觀

盡管面臨著諸多挑戰與風險，但業內依然十分看好能源領域的對外投資發展。

“中國目前是全球對自然資源礦產和能源需求量最大的國家，國內資源已經不能充分滿足社會和生產力的需求，投資海外能源礦產是由供求關系客觀規律所決定的。”段永平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表示。

此外，目前中國海外直接投資的主體還是國有企業，從使用外匯儲備的角度來說，投資能源礦產是海外國有資產保值升值比較好的選擇之一。

“你希望中國企業加強在貴國哪些行業或領域的投資？”今年年初，新華社走訪了20位來自六大洲國家的部（局）長、駐華大使、貿投機構負責人和區域地區一體化組織官員，得到的排名第一的答案是：能源。

土耳其經濟部副部長塔里克·蘇曼斯表示，該國正在計劃高達1300億美元的能源投資，特別是可再生能源。德國外貿與投資署駐華代表韓佩德則認為，基礎設施、電網電線、變壓設備等“一切與智能電網有關的”項目，都是可能進行投資合作的領域。

而在發展相對滯后的地方，比如巴基斯坦和太平洋島國，對傳統能源設施的需求則非常迫切。巴基斯坦計劃與發展部部長阿赫桑·依克巴爾認為，電力問題是制約巴基斯坦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在中巴經濟走廊中，火電設施角色依然重要。

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會長刁春和表示，在能源建設領域，很多國家都有和中國企業合作的愿望。“總體而言，我們對整個行業的發展持樂觀態度。”

“當然，我們也有一些不太成功的項目。”刁春和同時坦陳，其主要原因是國內企業對東道國的情況研究不細、了解不深，如當地的環境技術標準、市場規則、工會影響力等。這些情況在不夠發達的國家開展業務時表現得并不突出，但在企業進入東歐、拉美等新市場后就浮出水面了。

“這也是現在這個行業面臨的最大挑戰。我們確實發展得很快，但研究能力、人才管理水平等方面跟不上、與業務需求不相適應，總是完全照搬國內的那套理念、習慣，最終是行不通的。”刁春和如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