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法國外長、氣候變化巴黎大會主席法比尤斯在全體大會上提交主席提案，眼角濕潤的法比尤斯聲音顫抖、幾近哽噎，會場上的各國代表們則起立致以最熱烈的掌聲。這一提案在幾個小時后獲得一致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196個締約方在歡呼和掌聲中達成新的全球氣候協議。

《巴黎協定》的簽署將對全球及中國能源業界帶來什么樣的影響，科技日報記者就此問題采訪了卓爾德環境研究中心首席能源經濟師張樹偉。

協定確定自下而上談判模式

張樹偉表示，氣候變化是全人類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其根源來自人類活動引發的溫室氣體排放。而不同地區的排放效應基本相同，并且具有時間積累效應，這與局部地區空氣污染存在很大的不同。因而，溫室氣體排放空間具有“全球公共品”性質，特別需要全球各國的共同努力來減少排放。

張樹偉認為，《巴黎協定》的最大意義就在于改變了過去自上而下的談判模式，從制度安排上轉向了以自下而上為主導，結合監測、定期評估、隨時間提高減排雄心的“混合”模式。這一模式打破了舊有試圖分配減排責任的談判僵局，并且可以進一步提高實現總體目標的雄心。這一模式是否可以有效地減緩氣候變化的影響，仍有待于今后更長時間的努力，特別是將協定內容進一步具體化。

能源部門減排是應對氣變的關鍵

張樹偉表示，目前，能源部門的排放在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結構中占據至少三分之二，也是減排的重點關注對象。《巴黎協定》將1.5攝氏度長期氣候目標納入其中，這對能源工業界將是一個長期的約束，并且這個約束還會隨著時間而不斷收緊。至于現階段是否會不斷收緊，則取決于全球治理狀況和各國的政策選擇與變化。能源界將要受到的影響也會與各國政府不斷推出的具體能源環境政策高度相關。比如，可以預見，美國與西歐國家將對燃煤發電的限制逐漸增多，這一領域的投資幾乎變得不可行；一些陷入財政危機的國家可能出于解決財政平衡的需要而推出碳稅；東南亞與印度的電力需求增長旺盛，如何防止對落后技術的鎖定也是其政府十分關心的問題；一些大的主權與私人基金已開始投資可再生能源，其收益率在逐漸改善，并且因燃料成本幾乎沒有波動，具有風險較小的特點，是投資組合中不可缺少的品種。

張樹偉說，具體到中國，就涉及到對已承諾的減排貢獻的落實問題。特別是非化石能源發電升至20%目標的實現，考慮到中國電力部門的現狀，這也是極具挑戰的。

關于中國如何推動能源轉型以支撐可持續發展問題，張樹偉認為，一是要讓市場發揮更好的決定性作用，消除過去存在的扭曲現象，這涉及中國的改革進程；二是需要解決市場失靈的問題，比如將環境成本內部化的程度、新技術進入市場如何克服障礙等，這涉及制定各種合理的政策、目標、法律與規定。

對于存在扭曲的方面，政府要堅決退出，盡快建立相關的市場基礎設施，“做正確的事”；對于市場失靈部分，要基于“把事情做正確”的價值標準，探討解決市場失靈的最合適的政策手段與政策措施。比如設定能源環境的發展目標、轉型目標，要從有效性、成本效益、面臨新信息的靈活性等多個標準考察政策的合理性，制定更有效率與可行性的能源環境政策。這些政策會顯著地區別于過去占主導地位的“命令—控制型”政策。最新出臺的電力改革配套文件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深刻清晰，是正確的解決方案的第一步。

中國將引領低碳經濟發展

張樹偉介紹，中國經濟總量占據世界第二位，沒有中國的世界能源地圖是極不完整的。中國自身能源系統轉型與環境治理的加強是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擔當。不斷提高的能源與環境減排目標將是我國未來能源系統發展可以預見的約束。中國的這種重要作用除了以上的全球治理含義，還體現在技術的創新和推廣上。此外，中國要在可再生能源技術進步方面發揮世界性的引領作用，這有賴于中國成熟的制造業體系和比發達國家低廉的成本。

目前，國際技術合作存在這樣一種現象：先進的技術、核心的部件可能是發達國家最先發明、制造的，以各種方式引入中國，并在中國實現技術的再創新，進行低成本的制造；這些產品再出口到發達國家，支持他們的可再生能源發展。中國、印度等具有制造能力的國家，寄望于別國成本下降之后再進行技術輸入是不現實的，因為他們就是世界的低成本中心，需要發揮引領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