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世矚目的巴黎氣候變化大會接近尾聲。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與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不同，中國的碳排放數據不再是會議焦點。

碳排放第一大國、占全球總量約30%的中國碳排放數據有多重要？六年前的哥本哈根大會上，中國代表團強硬地抵擋了發達國家要求發展中國家接受碳排放數據“可檢測、可報告、可核實”（MRV）原則的壓力，但中國因此被許多國家指責為哥本哈根大會失敗的重要原因。而美國國會，則長期以中國數據缺乏可信度為由拒絕通過減排法案。

哥本哈根氣候談判失敗，全球196個締約方對巴黎氣候變化大會寄予更大期望。但在巴黎會議開始前不到一個月的11月3日，美國《紐約時報》在頭版發表文章，稱中國二氧化碳年排放被低估了10億噸。該文在全球范圍內影響較大，輿論一時對中國不利。但這一次，中國輕松回應了質疑。原因是《紐約時報》得出高排放數字使用的基礎數字，其實是中國官方數據——2015年2月和8月，中國官方分兩次公布了一系列調整后的能源消費數字。

國際能源署（IEA）在11月20日發布的最新一份化石燃料燃燒二氧化碳排放報告中就納入了中國統計局對2011至2013年的數據修改。對比上一版中2012年85.2億噸的二氧化碳排放，修正數據后，IEA將同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提高了3.2%至89.8億噸。

2015年11月19日，在赴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之前，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別代表解振華大方地回應了《紐約時報》的報道，稱中國向氣候大會提交自主貢獻減排方案中，基礎數據已是調整后的數據，所以該數據不會影響到中國的減排承諾。

從此次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上196個締約國并未對中國碳排放數據過于計較一事看，中國主動調整碳排放數據獲得國際社會認可。然而，對于中國碳排放總量這個重要數據的學術爭執，從前沒有停止，之后也不會停止。未來國際社會顯然會繼續要求中國數據“可檢測、可報告、可核實”。

一直以來，國際和國內學術界對中國碳排放總量存在兩種看法。主流看法是數據被低估，另一派則認為數據被高估。雙方均有不同研究得來的數據支撐。

在巴黎氣候變化大會召開之前的幾個月，兩派爭論到達高峰。

爭論有利于明辯。學者偏向認為，中國政府并沒有作低或作高碳排放數值的故意，數據不準確更多是由于統計能力有限以及現有統計方法的弊端。

高估說波瀾

2015年8月，國際權威科學期刊《自然》中一篇“中國化石能源燃燒與水泥生產所產生碳放排量”的論文被廣泛傳播、議論。

論文得出了驚人的結論：中國在2000年至2013年間，被高估了106億噸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總體二氧化碳排放量的5%，比全世界森林自1990年至2007年間從大氣中吸附的二氧化碳總量還要大。而發達國家自簽訂《京都議定書》起20年來減排量才1億噸。這一結論挑戰了當下幾乎所有主流的中國碳排放估算。

財新記者隨后采訪了論文的通訊作者之一、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博士劉竹。劉竹介紹，他們的研究重新計算了能源的表觀消費量，同時取樣實測了中國本地產燃煤的平均碳排放因子。這項研究受到了中國科學院碳專項項目等多個國內外項目的資金支持。

化石能源燃燒碳排放量等于能源消費量乘以能源碳排放因子。

化石能源燃燒碳排放量排放占據人類活動二氧化碳排放80%以上。從上述數學公式可以看出，碳排放量的高低，主要取決于能源消費量和能源碳排放因子兩大變量。

此項研究有兩大重要發現，中國的表觀能源消費量在2000年至2013年間比調整前的官方能源消費數據平均要高10%；中國本地產煤在含碳量、熱值、氧化率三方面都低于發達國家使用的燃煤，中國煤炭平均排放因子（即燃燒一噸煤平均產生的碳排放量）比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溫室氣體清單中列舉的煉焦煤排放因子參考值小了約40%。中國煤炭整體質量較差、灰分較高是主要原因。

劉竹強調，他們得出的平均碳排放因子是依據實測數據得來。2011年，劉竹團隊在中國5000多家國有煤礦中調查了其中4232個，被調查的煤礦煤產量占該年原煤產量的36%。

通過收集企業報告的煤炭種類、產量、采挖深度等相關數據，比對602個具體礦點中實際采樣的煤炭化驗和分析結果，再通過不同煤種產量加權平均數計算，得出平均每燃燒一噸中國本地煤，所排碳量在0.491噸至0.499噸之間。

無論是國際機構還是中國兩次的溫室氣體清單，都沒有直接給出用于計算的碳排放因子，但劉竹團隊從得出的結果倒推，認為其他計算中所使用的碳排放因子一定高于他們研究中得出的數據。

“我們承認每一年煤的品類分布不一樣，產量不一樣，但總體來說，最近幾年，國際組織對我們碳排放的高估是確鑿的。他們使用的因子也沒有隨年份而變化。”劉竹說。論文顯示，相比IPCC評估報告所采用的EDGAR數據庫對中國2013年碳排放量的估算，劉竹等人得出的結果要低14%，而相比2005年國家溫室氣體清單中的相關數據，他們的計算結果也低了12%。

該篇論文發出后，很快被多位國內學者質疑。清華大學能源環境經濟研究所副教授滕飛是其中之一。“無論是從方法上還是數據上，國家溫室氣體清單的估計都比劉竹論文更加全面。因此以劉竹論文的估計為標準，斷言包括國家溫室清單在內的其他清單高估了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在科學上站不住腳。”滕飛在今年8月撰寫的一篇文章寫道。

2005年國家氣體清單由國家發改委應對氣候變化司組織協調相關研究機構、政府單位和行業專家編制，是中國政府于2012年底遞交給聯合國的第二份溫室氣體清單。滕飛參與此份國家溫室氣體清單編制。

滕飛首先指出，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既采用了與劉竹論文的表觀消費量計算法一致的參考法對能源部門的二氧化碳進行了計算，又與按照以部門為基礎的溫室氣體排放核算法所得出的結果作了比對，結果表明兩者誤差率在3.12%，符合5%的合理誤差范圍。但劉竹論文僅用參考法進行了測算，并未采用部門法進行校驗，這一做法并不嚴謹。

其次，基于煤炭科學院的煤質數據庫及全國商品煤產銷合同中涵蓋的11億噸煤質進行的分析，清單以表觀消費量計算，得出的平均碳排放因子為0.548tC/t（碳噸/噸）。至于哪個排放因子更準確，滕飛認為，清單所使用的方法和劉竹文中的方法兩者目前難分優劣，需要進一步對兩個研究所采用的煤質數據庫進行對比分析。

滕飛進一步論述，劉竹論文僅計算了能源活動和水泥生產過程的二氧化碳排放，而清單則包含了能源活動、工業生產過程（包括水泥、石灰、鋼鐵等）以及廢棄物焚燒處理。若單比較能源活動排放，按清單部門法和參考法結果，兩者的差距應該分別是6.6%與9%，而不是劉文指出的12%。

然而，劉竹論文不乏支持者。

挪威奧斯陸國際氣候與環境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柯陽毅告訴財新記者：“考慮到他們使用了相當全面的煤炭質量和煤炭燃燒率數據，我認為劉竹他們在研究中得出的碳排放因子是相當準確的。”

當然，柯陽毅認為，這份研究中的其他部分還存在爭議，主要問題在于他們在比較自己的數字和其他研究的數字時，所使用的方法不是很科學。“許多差距并沒有他們論文中所描述的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