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全球能源變革的大趨勢和十面“霾”伏的嚴峻形勢，如何有效治理污染，建設綠色低碳、安全高效的現代能源體系，成為我國政府和社會各界共同關心的重大問題。

作為與氣候變化和大氣污染防治有著密切關聯的能源行業，面對新形勢新要求，如何轉變觀念、開拓思路，破解能源轉型發展過程中的困難和問題，實現“十三五”能源發展目標要求?目前，記者就煤炭散燒、新能源發展等問題采訪了北京交通大學教授周渝惠。

記者：“十三五”能源發展目標要求，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目前，我國化石能源比重過高，排放的溫室氣體量大，雖然在解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粉塵排放工作中取得重大進步，但二氧化碳排放的治理能力有待提高。您認為應如何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有效防止溫室效應?如何從“量和質”兩個方面有效治理煤炭散燒問題?

周渝惠：以節約為主、實現新能源替代。同時，加大碳減排、碳稅、碳回收力度，全面實施公民種草種樹，有效防止溫室效應。

在治理煤炭散燒方面，一是要大力實施電氣化改造;二是將燃煤移到坑口發電廠，進行清潔發電供熱;三是在能源供應末端，為發電廠支付大氣處理費用。

記者：“十三五”期間，我國將大幅度增加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這就要求降低火電的比例。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傳統能源的消費中，您認為如何調整才能適當把握“增與減”的關系，保證能源綠化低碳、安全高效發展?保障電力系統的安全穩定?

周渝惠：發展可再生能源，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是一個發展趨勢，要清醒認識到這是必須要走的道路，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理由。尤其我國是人口大國，能源需求量很龐大，集中用能，峰谷非常明顯。

目前，我們在需求側基本上是沒有約束的，價格、計劃和技術都是基本放開的，雖然有節能指標，但基本構不成真正的約束。首先，發展新能源要從最末端做起，變成每一個公民的行動。現在，政府常常采取宣傳的激勵手段，其效果、激勵到的人都有限。

制度設計要從“人的行為”出發，不是從“人之初”出發，一定要讓用能的人認識到，自己的選擇是自利的，不奢望他的選擇行為是互利的，但機制設計要達到互利，激勵相容，我把它稱為“撿芝麻行動”。

也就是說，先從一點點的末端利用開始，如國家電網在青島示范的個人住宅太陽能接收、反送電網，但是成本太高。怎么把這些新能源設施的產銷環節理順?要降低制造、物流、安裝成本，每個環節要精打細算，而政府的資助一定要用到關鍵點上，精準激勵到位。

其次，火電份額下降應該是我們努力的方向，它不可能全部被替代，更高、更有效的目標是建立完善的市場。一是讓火電機組清潔發電，保證有功電量是清潔的;二是讓它去做輔助新能源機組發電的服務，做二傳手，讓清潔發電的機組發電，當然，火電機組的服務價格要給的更高，讓它更有利可圖，才能實現雙贏——把新能源機組帶活。

目前看我國調整電源結構的市場機制不健全，而且我國的用電特點是大批量、集中用電，跟北歐大結構、大份額清潔能源的特點還有不同。要從我國電力系統實際出發去考慮，但又要主動去做這樣的替換，因為以前的老路走不通了，環境壓力不僅僅影響能源供應，已經影響社會安定、行業責任和政府公信度了。

記者：目前，我國能源供應鏈較為脆弱，能源大范圍優化配置能力不強，難以滿足清潔能源大規模接入、遠距離輸送和大范圍消納的需求;可再生能源發電能力不能充分發揮，棄風、棄水、棄光等現象還較為嚴重。在您看來，應如何解決清潔能源的消納問題?

周渝惠：可再生能源發電消納不能只靠電網企業，要靠每一個用戶的行動。一是就地消納。用小范圍區域電網消納、替代——光伏發電、熱力發電、風力發電，要認真分析市場供需，科學匹配，打包供電，把新能源電能撿回來、用起來。二是利用產業集聚的方式消納。用新能源帶新產業，自帶可匹配的用戶，用有吸引力的售電價格、用產業園區服務，大中小分層分區供應。

將能源互聯的精力集中于末端配用電，做實新能源接收的工作，另外電源和電網的投資要謹慎，該投的看準投，不見效益要先培育市場、細分市場后再投。三是發揮電網基礎平臺作用。保障集中用電的用戶，以安全和可靠性供電為主，以節能服務為輔，兩條腿走路。與此同時，為微網用戶提供保障也將成為未來電網運營的業務之一。

記者：在存量可再生能源電量消納困難的情況下，如何實現大規模消納“存量+增量”可再生能源電量，減少或杜絕能源浪費?

周渝惠：一是做實用電需求研究。調度和交易要進行嘗試和創新，不斷試錯，在調度方式、市場分類、價格設計、系統規劃等方面，將電力市場運營的各種情況掌控到位，做到及時響應。二是存量和增量進市場。在此基礎上，進行技術開發——各種儲能，電熱轉換，DSM(需求側管理)，低谷電供暖、居民電蓄熱水等進行統籌考慮，設計出綜合資源平衡的響應型新能源消納供應鏈。存量不能壓，增量要接納，進行各種渠道設計，合理消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