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國際社會對于伊朗核制裁的進一步“松綁”，伊朗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融入國際社會；而伴隨著中國大力推行“一帶一路”計劃，中國和伊朗雙邊關系也將迎來更好的發展機遇，但是與此同時，“松綁”的伊朗在選擇中國的同時，也希望更廣泛的參與國際經貿體系之中，中國-伊朗未來的能源合作前景也必然面臨沖擊。

中伊能源合作歷史

中國是伊朗第一大貿易合作伙伴，2014年兩國貿易額超過510億美元。在“一帶一路”戰略規劃中，伊朗處在中轉站位置，中國任何連接東亞至歐洲的公路、鐵路、油氣管道和通訊網絡，都將使伊朗受益。近年來伊朗大力推行“向東看”政策，重點就是與中國進一步發展關系。中國現在原油對外依賴度將近60%，其中半數來自中東，而伊朗油氣儲量在世界名列前茅，是中國理想的合作伙伴。

中國和伊朗真正的大規模能源合作其實并不太久。在1993年以前中國還是石油出口國，中國與伊朗總體貿易量比較小，從伊朗進口的少量原油也是轉口到第三國。彼時，伊朗的石油勘采基本采用歐美公司的技術，中國與伊朗并無石油上游領域的合作。很長時間內，由于伊朗石油含硫量高，而中國國內煉油廠大多未能消化，雙方合作始終無法定音。直至1995年，雙邊貿易額未超過4億美元。1996年后，中國帶脫硫裝置的煉油廠迅速增加，伊朗的原油大量流入中國市常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對能源需求猛增。

隨著伊朗核協議的達成，伊朗重新回歸國際社會，伊朗自身的貿易相對優勢和豐富的油氣資源也將更加廣泛的參與國際合作和貿易。在解除制裁之后伊朗已經著手開始布局能源出口和一系列基礎設施修建計劃，2015年，伊朗已經開始磋商收購歐洲、拉美和亞洲多家煉油廠的股份，包括印度的埃薩公司就與伊朗傳出過“緋聞”。伊朗還向石化和煉油項目投資60億美元，此舉旨在資助煉化產業加速發展。

除石油，天然氣、電力也是伊朗出口重點，伊朗計劃研究或引進技術，增加天然氣產量，以出口至中國、歐洲和印度。此外，伊朗也野心勃勃的發展可再生能源，雖然可再生能源目前在伊朗處于起步階段，僅占能源總消費量的1%，但伊政府計劃未來幾年打造4500兆瓦的風電裝機和500兆瓦的太陽能裝機。可以說，核協議之后的中國伊朗能源合作蘊含著巨大的機遇。

中伊能源合作的現實很“骨感”

中國和伊朗傳統上的合作支柱是能源產業，但是盡管長期以來遭到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和封鎖，中國和伊朗的能源合作卻并不如外人想象的那樣一帆風順。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和伊朗之間的能源合作風險存在于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美國和西方針對伊朗的國際制裁和封鎖，往往會波及中國企業；另一方面，則是伊朗國內對于中國企業的一些限制，使得中國無法在與伊朗的能源合作之中施展手腳。

在制裁影響合作方面，2004年10月，中石化曾經與伊朗方面達成投資開發亞達瓦蘭油田的初步協議，根據協議，中石化將在25年內購買該油田出產的1000萬噸液化石油氣，這份協議使中石化獲得穩定的供應源。伊朗同時跟中石油又達成了一項700億美元的協議，中國將在30年內進口2.7億噸的天然氣。但是此協議很快由于美國對于伊朗的制裁“加碼”而最終停滯不前。

在伊朗限制方面，中國能源企業也在伊朗吃虧不校2006年12月22日，中海油宣布與伊朗方面簽署價值160億美元的液化天然氣合作諒解備忘錄，計劃用8年時間開發伊朗北帕爾斯油氣田，建設液化天然氣工廠和輸送設施，并將取得所產液化天然氣一半的份額出口至中國，伊朗將向中海油供應天然氣25年。2011年10月，北帕爾斯油氣田項目由于進展緩慢被伊朗方面叫停。2009年中石油取代了法國道達爾石油公司，開發伊朗當地南帕爾斯氣田第11期工程，但是2012年7月，因無法達到伊朗南帕爾斯氣田開采的工程進度而不得不放棄。

其實對于中國來說，企業主體同樣存在著巨大的風險。這種風險主要存在于伊朗國內的法規和社會方面。伊朗《鼓勵和保護國外投資法》明確規定，在油氣等國有壟斷領域，外資僅僅允許以“回購”的方式進入投資。而在外資企業中標之后，必須自己籌措資金開展勘探和先期建設，投資方依照合同標準預先投入油氣建設，達到伊朗方面的標準之后才能收回投資，而且油氣田的后期收入與投資方無關。這也就意味著，油氣田項目的盈利與否與利潤大小往往受制于伊朗政府審批速度的快慢。加上伊朗政府部門間效率較低，缺乏溝通，因此在伊朗進行項目開發的準備時間往往很長，相關人員進入伊朗的手續也很繁瑣。

對于伊朗和其他中東各國而言，美國和西方的技術、管理好，中國制造的價格便宜，如果兩者結合在一起，對伊朗來說，性價比較高。也就是說，中東國家往往傾向于將一些下游產業“臟、苦、累”的基建和勘探工程承包給中國，而將一些上游的比如管理、金融、服務、研發等行業留給西方進行合作。對于一些心懷雄心的中國人來說，和中東民眾以及學者探討相關話題，理想往往很豐滿，現實往往很骨感。

后核協議時代的伊朗雄心

對于中國來說，國際制裁對伊朗的“松綁”有利于中國在伊朗實施“一帶一路”對接，甚至有一些學者認為應當從“地緣戰略高度”將伊朗作為中國在中東的一個重要支點。但是不應忘記，盡管伊朗對于中國確實有著一定的需求，中國和伊朗合作也確實有著較大的潛力，但是這并不代表伊朗會單單選擇中國。在實際合作層面，中東各國的內心選擇傾向往往差不多：美國、歐洲、日本和韓國為先，中國、俄羅斯和印度等往往被歸于“新興市潮。

自從伊朗總統魯哈尼2014年上任之后，伊朗在同國際社會商討解除制裁的同時，已經在著手力求拉近同西方世界的關系，希望引進西方的技術和管理經驗。2014年以來，伊朗石油部官員積極會見國際石油公司代表，國際商業代表團也頻頻訪問伊朗，希望獲得伊朗油氣行業投資機會。伊朗已經與道達爾、魯克石油公司等多家公司進行了談判。13家來自歐洲和亞洲的外國公司、4家國內公司有意愿投資伊朗價值150億美元的天然氣項目，包括修建天然氣管線、建設煉廠、建設天然氣增壓站等。

伊朗國內其實已經開始有一些表態，要求伊朗能源合作更加的“國際化”。伊朗國家石化公司經理阿巴斯近日在接受伊朗國內媒體采訪時候，公開表示中國“應當認識到，現在伊朗已經不同于制裁解除之前的伊朗，我們的選擇更多”。其實早在去年8月份，阿巴斯就抱怨中國的石油公司“效率低”，而且“價格昂貴”，信心滿滿的認為將會有來自西方和日本等國家的石油企業和伊朗合作。

與之相對應的是，近期伊朗總統魯哈尼的“歐洲之行”，先后訪問了意大利和法國，這兩個國家，一個是曾是伊朗在歐洲最大的貿易伙伴，另一個則是客機制造商空中客車的所在地，魯哈尼隨行的是一個多大百余人的龐大代表團，以至于西方媒體稱魯哈尼此行為“購物狂歡”。魯哈尼自己在意大利和法國參加了多場商貿推介會，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不要僅僅把我們當做一個國家來看，而應把我們當成一個大市場的中心。”

作為中東重要的地區大國，國際制裁“松綁”后的伊朗與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發展確實有著較高的契合程度，但是應當看到的是，中國在“后核協議”時代的伊朗投資中，尤其是能源投資中，既有著機遇，也有著挑戰。尤其是當西方經濟勢力重新與伊朗對接之后，中國很可能在伊朗的能源和其他諸多領域面臨巨大的沖擊。中國應當更多的以伊朗和其他中東國家的角度思考問題，認清中東，才更好的認清“一帶一路”上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