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的時間里，新《環保法》已成為了治污利劍，生態文明制度常態化也有了“助推器”，中國環境保護與綠色發展的理念與行動均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同時也受到了國際的廣泛關注，中國向世界發出了怎樣的“環保好聲音”?

一年前的這個時候，人們還在紛紛猜測，被譽為“史上最嚴”的新《環保法》究竟是真的長著“鋼牙利齒”，還是“形同虛設”的“紙老虎”。直到2015年的年底，修訂后的新《環保法》實施將滿一年，各地環保部門“不甘寂寞”地曬出了“環保罰單”，許多人才徹底相信他們的期待“成真了”。

近八成人認為新《環保法》動真格了

在剛剛過去的2015年，北京開出了近1.83億環保罰單，上海開出了1.73億環保罰單，廣西開出了1.29億環保罰單，重慶開出了1.13億環保罰單，天津開出了8613.17萬環保罰單，湖北開出了7711萬環保罰單，而廣東省僅在2015年前10個月就開出了4.29億環保罰單。

今年3月11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新聞中心舉行記者會，環境保護部部長陳吉寧談到了去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新《環保法》，他介紹說，環保部門去年“抓住重點，鐵腕執法”，各級環保部門下達行政處罰決定9.7萬余份，罰款42.5億元，比2014年增長了34%;加強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聯動，聯合公安部、最高檢對兩起性質惡劣的案件進行了掛牌督辦，全國移送行政拘留案件2079起，移送涉嫌環境污染犯罪案件1685件。

“加大對污染制造者的懲罰力度”實際上一直以來都是公眾對于解決環境問題的最強烈呼聲之一。

“您認為，怎樣才能更好地解決環境問題?”在近兩年的“中國生態小康指數”調查問卷中，《小康》從十多個不同角度列出了解決環境問題的“選項”，結果這兩年排在首位的都是“加大對污染制造者的懲罰力度”。此外，“對污染企業進行引導”、“把環保工作與官員政績掛鉤”的呼聲也非常高。

在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新聞中心舉行的記者會上，陳吉寧透露說，去年環保部門共檢查企業177萬家，查處各類違法企業19.1萬家，責令關停取締2萬家、停產3.4萬家、限期改正8.9萬家，“新環保法落實了地方政府的環境保護責任。去年環境保護部對33個市區開展了綜合督察，公開約談了15個市級政府主要負責人。”

新《環保法》果然“動真格”了。這是“2016中國生態小康指數”調查中顯示出的受訪者們的普遍感受，近八成人認為新《環保法》的實施不僅起到了震懾作用，更讓環境保護有法可依。而這，正是去年這個時候，國人對于這部法律的普遍期待。在“2015中國生態小康指數”調查中，九成人期待從中央到各地都能夠嚴抓新《環保法》的落實，讓這部法律“動真格”，成為治污利劍。

環境治理的“牛鼻子”被抓住了

除了新《環保法》的實施之外，去年，還有四份文件“高規格”聚焦環保問題。

2015年7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四次會議召開，在會議審議通過的五個文件中，有四個涉及環保。“《環境保護督察方案(試行)》聚焦環保督察工作機制，《生態環境監測網絡建設方案》為環境保護提供科學依據，《關于開展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的試點方案》和《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辦法(試行)》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環節，這意味著中央在真正落實生態文明建設融入‘五位一體’中，環保監管體制改革的大幕正式拉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指出。

“四個文件的有效實施是生態文明制度常態化的“助推器”。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機制改革是一項長期的任務，這四個方面的制度圍繞落實嚴守資源消耗上線、環境質量底線、生態保護紅線的總體要求，從手段建設、機制完善、責任界定、違法追究等方面形成一個綜合治理系統，對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增加了新內容。”中國生態文明研究與促進會會長助理、研究員王春益認為。

四份“高規格”文件審議通過后，王春益在《小康》雜志上發表了主題為“生態環保監管體制改革正向深層推進”的文章(詳見2015年8月1日刊)。他指出，目前，在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生態立法和制度建設基礎還比較弱，各種法規數量雖然不少，但管用的還不太多，不少方面還有空白。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要根據生態文明和生態環境保護的實際需要，繼續制定有關法規制度，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

“2016中國生態小康指數”調查顯示，78.9%的受訪者認為，環保行政部門執法不力是環境污染的軟肋。對于輿論普遍認同的這一觀點，雖然常紀文也“比較認同”，但他告訴《小康》記者，在國家層面首次明確提出環境保護“黨政同責”之后，這一問題正在慢慢解決，“以前地方如果發生了環境事故一般會追究政府的責任，而因沒有明確的黨內法規和國家法規規定黨委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具體職責，因此黨委的環保責任被虛化了，嚴重情況下也只承擔領導責任。因此，‘黨政同責’的提出，可謂是抓住了環境治理問題的‘牛鼻子’。”

著名低碳環保學者、中國自然資源學會政策研究專業委員會委員臧弘印觀察到，環保部對治污力度不夠、環境質量下滑、政府環保不作為的地市級領導的約談，以及“黨政同責”在國家層面的首次明確提出，對于新《環保法》的落實以及中國的生態環境保護工作都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而無論是各級政府，還是企業、老百姓，對于環境保護、綠色發展的關注和重視都達到了新的高度。

中國向國際發出的“環保好聲音”

近年來，中國的環境保護與綠色發展的理念與行動，也受到了國際的廣泛關注。

今年3月3日至6日，第三十四屆國際公益環境法大會在美國俄勒岡州尤金市俄勒岡大學舉行。誕生于1983年的國際公益環境法大會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環境法會議之一，也是美國最古老的環境法會議，每年都吸引來自50多個國家的3000多人參加會議的近百項議題討論或展覽活動，這其中包括環保人士、法律人士、學生、社會組織、媒體等。今年的國際公益環境法大會共有125場分論壇召開，與往屆大會不同的是，第三十四屆大會單獨開辟了中國專場分論壇，這在大會三十余年的歷史上尚屬首次。

“中國的環境問題牽動全世界所有人的心，因為我們是命運共同體，任何一國的環境破壞都將對全球環境造成影響。美國正面臨著氣候變化的問題，中國也同樣如此。”此次負責接待中國團的袁海洋先生從事太陽能產業近十年，他認為中國和美國這兩大世界經濟體有義務承擔改善氣候環境的責任，兩國需要互相交流彼此成功的經驗以及失敗的教訓，因此這次會議召開中國專場分論壇的意義重大。

中國專場分論壇于北京時間3月5日凌晨4點到6點，美國尤金當地時間下午12點到14點召開。“我早上特意從加州開了三個多小時車過來，就是為了這場分論壇。”曾有過四五次訪問中國經歷的Andy告訴《小康》記者。

會議安排的可容納300多人的會場座無虛席。

此次代表中國發出“環保好聲音”的三位演講者分別是《小康》雜志副社長賴惠能、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及有中國版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之稱的信達證券能源互聯網行業首席分析師曹寅，他們從中國面臨的環境問題、如何治理污染、如何完善環保法、如何構建未來的能源互聯網時代等不同維度，向世界講述了中國的“環保故事”。

第一位演講嘉賓是賴惠能。以“尋找更多可以游泳的河”為主題，賴惠能的演講首先從自己的家鄉浙江省麗水市遂昌縣說起，向聽眾講述了一個治理污染并享受良好生態帶來經濟福利的山區縣的故事，通過這個故事，浙江省“五水共治”治理水污染的經驗傳遞給了世界。

當觀眾聽到浙江省推行“河長制”、杭州市通過公共自行車租賃減少12.69萬噸碳排放時，情不自禁地鼓掌歡呼。

“我們需要直面問題，更需要傳遞中國積極治理環境的正能量。”賴惠能說。

接下來， 常紀文用20分鐘的時間向大家描述了中國環境法的過去與現狀以及所作的努力。“事實上我們吸納了包括美國環境法的精華的地方，我們覺得是時候告訴全世界我們的進步了。”常紀文在演講中說，“新《環保法》敢于面對現實，解決現實問題，其中專門設立一章，法律責任前規定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

常紀文在演講中指出，新《環保法》規定了為環境違法問題買單的不僅僅是違法企業。面對重大的環境違法事件，地方政府分管領導、環保部門等監管部門主要負責人將“引咎辭職”，“我們有法，而且執法力度不容小覷。”

“這是最嚴的環保法，也是實施難度最大的。”常紀文同時指出，環保部門的法律氣力構造也顯現“倒金字塔”型，中心和省級法律氣力薄弱，而市、縣、鄉級的法律氣力則較虧弱，有的縣級環保局保證平常法律的任務人員可能只有一到兩人，而部門鄉鎮底子沒有任何法律氣力，可能使得新環保法實施大打折扣。

“要環保，也要吃飯!”常紀文幽默的說法引來臺下觀眾陣陣掌聲，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協調依舊是我們需要探索的問題。

作為新能源新生代的代表，曹寅描繪了能源互聯網的美好愿景。

“過去20多年各種各樣高耗能產業沒有限制的上馬，造成了大量能源消費側的浪費。同時，我們居民消費者所占的用電比例不到10%，這是一個相當畸形的能源消費結構。”曹寅說，“我們的能源消費還是大量來自煤炭，能源結構比較落后，所以說，消費和供給我們現在都面臨嚴重的問題。”

為什么要提能源互聯網?曹寅認為這是源于我們遇上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大調整的時代。他說：“大家需要關注到，中國已成為世界節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第一大國。技術方面，隨著光伏、風電及其他的可替代能源快速的發展，如何更好地利用包括儲能、電動汽車、智能電網及智能電器等創新技術來和我們現有的能源體系聯合起來，締造一個新的能源系統，當然也需要新的商業模式。”

其實，在當下中國，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意識到，無論是對于環境法，還是對于所有的技術行為、政策行為或者法規而言，都需要有一個前提——人的覺悟。“在全民覺悟的基礎上，有效的行動、立法和產品自然都會隨之出現。”在向世界講述中國的“環保故事”時，賴惠能一語道破，“我們很慶幸，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已經意識到改善環境要‘從自己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