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行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是節約能源、改善能源結構、保護生態環境和應對氣候變化的綜合措施和關鍵著力點，將有效地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由資源依賴型、粗放擴張的高碳發展方式向技術創新型、內涵提高的低碳發展方式轉變，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在“能源革命”戰略提出兩周年之際，本報記者采訪了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環境生態學家侯立安，請他就這一概念展開論述，并為我國的環境治理問診把脈。

環境質量改善取得積極進展

中國電力報：近幾年來，在環境治理上，我國的體制、政策、產業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其中，最為顯著的有哪些變化?

侯立安：“十二五”以來，我國在經濟社會發展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環境治理也取得了重要進展。

一方面，環保認識不斷深化。從過去“盼溫飽”、“求生存”向“盼環保”、“求生態”轉變，將“生態美”與“百姓富”有機結合起來。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我們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綠水青山，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另一方面，環境質量改善取得積極進展。我國是第一個提出治理PM2.5的發展中國家，成效顯著。2015年，首批實施新環境空氣質量標準的74個城市PM2.5平均濃度同比下降14.1%，源解析工作獲得重大進展。2001~2015年，我國主要江河總體水質明顯好轉，Ⅰ～Ⅲ類水質斷面比例上升34.1個百分點，劣Ⅴ類水質斷面比例下降21.6個百分點。

另外，治污戰略進程加速推進，力度前所未有。法規制度日益完善，為防治污染、保護和改善環境、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保障。新《環保法》《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氣十條”)《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水十條”)《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土十條”)陸續發布實施，多方位遏制污染，大力推進治污進程。

大氣、水、土壤污染具有相關性

中國電力報：大氣、水、土壤治理組成了我國環境治理的三大維度。您認為，當前哪些領域的治理是最為迫切的?

侯立安：大氣、水、土壤的治理都很重要，因為大氣、水、土壤的污染具有很大的相關性。在水循環過程中，降水會溶解(吸附)空氣中的污染物，從而將空氣中的污染物帶入水體和土壤，造成水和土壤污染。

土壤污染物能夠通過淋溶和揮發分別進入地下水和空氣，導致大氣和水體污染;土壤污染已經成為淺層地下水污染的重要來源。水體污染物能夠通過揮發和吸附分別進入空氣和土壤，引發大氣和土壤污染。

這三種污染都會影響人體健康，但影響程度和身體感覺各不相同。其中，大氣污染和水體污染的治理工作更為迫切。

近年來，我國多次發生長時間大范圍的霧霾事件，引起了人們對空氣污染的高度關注。霧霾影響能見度和交通安全，同時能影響人的心理、危害人體健康。每當城市出現霧霾天氣時，人民群眾怨聲載道、熱議不斷，當地政府往往面臨巨大的壓力。

因此，全國各地都很重視對霧霾的治理，很多城市都實施了大氣污染防控措施，也對PM2.5的源解析做了大量工作，以期找出重點污染源，從而制定針對性的防控對策。

但目前，對室內空氣污染防控的力度還不夠大。由于人一天中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室內，室外污染的空氣也主要是通過室內對人體健康產生危害，室內空氣污染的健康效應更為顯著，因此，要更加重視室內空氣污染的防控。

此外，水體污染直接威脅我國的飲用水安全。一方面，我國的水污染形勢較為嚴峻，污染自東向西轉移，單一污染向復合污染轉變。其中，地表水污染最為突出，也最受關注。《2014年水資源公報》顯示，全國76.9%的湖泊和37.3%的水庫富營養化。除常規污染物外，水體中新型污染物不斷出現，給社會穩定和民眾健康帶來新威脅。2014年以來，全國主要河流，黃浦江、長江入海口、珠江等都被檢出了抗生素;水體中藻毒素和環境激素也屢遭報道。

地下水水質惡化加劇。《2015年環境狀況公報》顯示，地下水水質較差和極差級的監測點比例超過60%。水利部公開的今年1月《地下水動態月報》顯示，北方平原地區淺層地下水的監測數據表明，該區域超過八成淺層地下水不能作為飲用水源。

另一方面，《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2006)實施以來，水質標準由過去的35項增加到106項，再加上非常傳統安全的威脅和復合污染、新型污染物的出現，傳統的絮凝、沉淀、過濾等水處理工藝面臨重大挑戰。因此，水體污染引發的飲用水安全問題亟需治理，刻不容緩。

中國電力報：您重點談到了水體污染，那么，水體污染對人體的潛在危害有哪些?應該如何應對?

侯立安：水體中抗生素、環境激素、干擾素、藻毒素、放射性物質等新型污染物對水安全的威脅逐漸成為國際上關注的熱點。水體非常規污染物的含量低，但危害大，例如，過量攝入抗生素能引發致病細菌產生耐藥性，使機體“無藥可救”;干擾素增加癌癥發病率、影響人類生殖系統發育、影響胚胎正常發育;環境激素導致機體內分泌失調，引發生殖、發育、免疫等機能障礙;藻毒素引起機體產生嘔吐腹瀉、肝損傷，甚至誘發肝癌等。水體中新型污染物多為小分子物質，傳統水處理技術能以奏效。當下的處理新型污染物的方法主要有吸附、光催化等，開發高效、先進的深度凈化工藝是未來的研究重點。另外，抗生素、干擾素等新型污染物的監測尚沒有納入環保部門監測指標和飲用水水質標準范圍之內，應該增加對新型污染物的監控和研究，并加緊相關標準規范的制定。

值得注意的是，納米技術作為前沿科學,對環境保護已產生深遠影響,利用納米材料和技術解決污染問題將成為未來環境保護發展的重要趨勢。然而，不能忽視納米材料對環境生物和人體健康影響的研究。已有研究成果表明：納米材料通過誘導氧化應激和炎癥反應等機制與生物大分子、細胞、組織和器官的相互作用并引發毒害。從2005開始，美國國家納米技術計劃(NNI)每年在納米技術對環境、健康與安全領域的投資，占總投資額的比例從2005年的不足3%提升至2016年的7%，總投資額度已經接近10億美元。中國也應加大這方面的研究技術和經費投入。

中國電力報：在當前的環境治理中，有哪些環節是迫切需要跟上的?

侯立安：一是要健全管理體制機制。要統一協調管理。環境保護工作涉及環保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水利部、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部等部門，在權責清晰的基礎上，各部門還應該創建統一協調的機構實行管理，完善監督管理制度，實施全方位的環境監測和保護。要加強頂層設計。轉變傳統的行政區域管理為水域流域管理、區域聯動和“山、水、林、田、湖”一體化管理，建立系統管理模式，優化流域和區域的環境與產業結構，提高生態化水平，構建自然和諧的經濟社會系統。要制定開發規劃。基于“保護優先”的理念，在“分區、分類、分級、分期”的流域環境管理思路下，劃定流域資源開發利用控制、功能區限制納污紅線，積極落實“氣十條”、“水十條”和“土十條”。

二是推進相關法規標準規范的制定和完善。立法對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在于：立法確立了環境保護的目標、原則、體制和運行機制，并對管理機構進行授權。新《環保法》在2015年頒布以來，已經取得了眾多成效，這表明法律法規對推動環保工作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此外，世界上大多數發達國家對飲用水制定了針對性的法律。

例如，日本早在1955年就制定了《水道(自來水)法》，對水廠取水地點、檢查次數等都作了具體規定;美國也在1974年就制定了專門的《飲用水安全法》，明確規定保護國家公共飲用水的供應，由環保署及各州環保署一起執行。然而，我國在飲用水安全保障方面還沒有專門的法律。環境標準是國家為了維護環境質量、控制污染，從而保護人群健康、社會財富和生態平衡，按照法定程序制定的各種技術規范。隨著社會發展節奏加快，新型環境污染物逐漸增多，這就要求我們加快環境標準的修訂節奏，從而適應人們對復雜環境的健康要求。

三是加強環境治理技術開發和工程示范。轉變治污理念，變總量控制為容量控制、變限制為引導產業綠色發展等;針對重點行業、重點區域、重點水系，在嚴格污染物排放標準的基礎上，因地制宜，實行差別化的污染物排放指標，倒逼產業轉型升級;開展人工濕地、生態塘等生態修復工程示范，推廣膜生物反應器等應用技術，推進流域上游分散點源污染處理;強化生態保護意識，加快推進退耕還林和濕地保護，推廣截污治理模式。

發展可再生能源環境領域的應用

中國電力報：能源革命提出的能源消費、結構性調整，給可再生能源、清潔提供了大好發展機遇。您認為，可再生能源在環境領域的應用將實現何種突破?

侯立安：可再生能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會自動再生的能源。國外發達國家非常重視可再生能源開發，并建立良好的保障機制促進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例如，美國有專門的國家可再生能源機構，制定了相關法律法規，并通過財政激勵、減稅、生產補貼等方式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目前，我國在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方面已取得了一些積極進展，但也存在許多問題尚待解決。

面對能源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的嚴酷現實，發展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在飲用水、污水處理等環境領域的應用，是破解淡水資源短缺、化石能源枯竭和生態環境惡化困局的很好選擇。以可再生能源海水淡化為例，目前已經可以通過太陽能海水淡化、風能海水淡化和海洋能海水淡化等技術手段實現可再生能源海水淡化。它不但可以有效增加水資源總量，改善水資源結構，保障我國海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還能用于保障飲用水安全、污水處理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