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為何堅持能源轉型?既然要轉型低碳，為何還要高喊棄核，又時常棄風?德國低碳能源轉型之路并非一帆風順，而技術創新及政府相關政策又在探索中對各種能源扮演的角色起到了怎樣不容忽視的作用。

圖為太陽能項目向歐洲供電

目前，包括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等在內的可再生能源電力(綠色電力)滿足了德國30%的電力需求，而這一比例在2000年時僅為6.3%。按照改革草案，到2025年，德國綠色電力占比將提升至40%-45%。有德國專家評價說，德國制定了全球最具雄心的能源轉型戰略。

9月12日，在由中國石油石油工業出版社有限公司、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能源戰略研究中心、《能源》雜志和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共同舉辦的2016國際能源熱點問題高層論壇上，德國能源署前署長史蒂芬˙科勒、中德低碳研究中心主任陶光遠等分享了德國能源轉型中的經驗和教訓。

上世紀80年代起，德國成立了弗賴堡生態研究所，主要負責未來能源轉型的研究，當時有兩大因素促成了德國能源轉型計劃，其一：棄用核能;早期的棄核斗爭因切爾諾貝利事故開始。當時，德國內部普遍分為兩個派系，以綠黨為代表的激進棄核派，和以民主黨為代表的保留派。但在福島核電泄漏事故之后，兩個派系最終統一了觀點——棄用核電。當然，另一個引發能源轉型的驅動力是化石能源造成的污染，特別是魯爾地區，當地化石能源造成了森林大面積的枯萎，在巨大的環保壓力下，德國開始了能源轉型。

科勒介紹，在可再生能源利用方面，德國走得非常快，2000年，我們發電量中只有5%來自可再生能源，其中，一大部分還是水電，但到了現在，33%的發電量都是可再生能源。這種爆炸性增長離不開《可再生能源法》支持，這部法律有兩個關鍵規定，其一：可再生能源上網電價20年不變;其二，強制電網采購的規定，可再生能源優先上網。法律的保障讓可再生能源發展呈現零風險。

當然，德國光伏產業發展的速度之快，中國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因為中國生產的光伏板成本很低，由于《可再生能源法》規定了比較高的上網電價，刺激了非常多的德國人在中國購買光伏板，在德國安裝光伏發電，這里有非常高的利潤。但在德國能源轉型中，電網的建設成了德國能源轉型的掣肘。譬如，德國風電主要建立在北部人口稀少的地區，但能耗中心卻在南部巴伐利亞州等地，這造成了一些棄光、棄風現象。據統計，隨著油價的降低，德國棄風這一舉動在德國造成的損失大概有10億歐元。譬如北海地區，但最大的問題是電網還要收購這些被棄掉的電。這些電費被分攤到了用戶身上，這在2015年就造成了上百億歐元的負擔，德國每個家庭日常電費里都有可再生能源附加費。據報道現在德國每度電價格里包含可再生能源附加費6.3歐分(合成人民幣大約四角錢)。

此外，德國政府對新能源發電的關注和補貼，高于對電網改造和儲能技術的關注和補貼，導致電網改造和儲能技術發展滯后于綠色電力的生產。很多風力發電機經常處于關閉狀態，因為目前風電過剩。然而綠色電力的過剩不是“絕對過剩”，而是供需不匹配導致的“相對過剩”。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對電網進行大幅改造、開發新的儲能技術，以實現在生產和消費之間進行智能調配。

專家認為，德國值得吸取的教訓是，發電、送電、儲電、用電，應當獲得相對均衡的關注，如果補貼政策過度集中于生產端，將人為導致綠電產出的“相對過剩”，也造成作為公共資源的政府補貼的浪費。同時，由于電網改造和儲能技術發展相較于綠色電力發電的發展更為緩慢，因此政府在進行補貼時，應預先將這種“時間差”考慮在內。

據了解，德國能源轉型路線圖中每年計劃3%的建筑節能計劃現在每年只完成了0.8%-0.9%。2015年，德國油耗不降反升，較上年增加3%，油價下跌成為交通能源轉型的巨大掣肘。如此下來，2020年，德國交通碳排放減少40%的任務可能沒法完成。

很多中外專家都很關心，德國能源轉型算成功了嗎?在科勒看來，如果不犯錯誤，算是成功的。通過德國能源轉型的經驗和教訓，希望德國政府走過的彎路能在其他地區得到避免。

中國科學院院士何祚庥，國務院參事、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理事長、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主任石定寰，世界石油理事會規劃委員會委員、國際石油工程師學會董事會董事劉振武，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能源戰略研究中心主任許勤華等共同為中國能源轉型和企業發展建言獻策。

如此看來，能源轉型需要穩健步伐，要從實際出發，制訂合理的計劃。